高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先秦文史研究专家、文字训诂学家，于1900年农历7月4日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一个叫山咀子的小村子。先生笃实好学，满腹经纶，九千三百余字的《说文解字》及其解说，烂熟于胸，随时可以脱口而出。

 读书的人生

高亨先生早在幼年时就在私塾里练就了一身童子功，精读熟背各种古典著作，勤奋好学加之资质颖异，为他日后从事古代文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8年春，18岁的高亨先生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课余时间在张文澍老师的指导下攻读《说文》，并且系统学习先秦诸子著作以及前四史等。五年内大大开拓视野，粗识治学门径。

1923年到1925年，先生继续深造，凭借扎实的功底和优异的成绩，以极快的速度辗转升学，先后在弘达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就读，最后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王国维、梁启超等名家教授的指导下，确立了自己朴素扎实的治学道路。

教书的人生

1926年秋，高亨先生由清华研究院毕业，在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授，兼任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两年多后，专任沈阳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科教授。在日本侵华之后动乱年间，高亨先生颠沛不安，辗转流徙，先后在开封河南大学、乐山武汉大学、三台县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研究，最终于1945年8月重返沈阳东北大学。在解放战争时期，高亨先生又在多个高校任教授和研究员。而在1953年，高亨先生受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的邀请，来到山东大学任教。

高亨先生在对学生的培养教育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总是以高度的责任感，精心准备每一堂课。高亨先生的备课本总是写得整整齐齐，做出了各种标记，甚至个别的字还标出了标准读音。在课堂上，高亨先生用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清晰有逻辑的表达着生动丰富的内容，深深吸引了同学们。高亨先生的课常常座无虚席，有幸聆听过先生讲课的人都感到那是一种享受。

高亨先生对年轻学子无微不至的帮助饱含着他对学子们的极大期待。因此，高亨先生没有局限于具体的问题，更是在治学方法和门径上，结合经验与实际，给出切实可能的指导。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的时候，曾经亲炙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先生的教诲，毕业之后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经验，使他对于研究古代学术的方法深有体会，指导有效而实际。比如，对于研究先秦文学，他十分强调一种博通的眼光，要求“先秦时期的文史哲这几门都要学。”而要博览群书，就要掌握一定的工具。高亨先生强调的就是一定要熟背《说文解字》。当然，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基本上还是继承清代朴学的治学道路，但是，这种强调基础、强调基本功训练的思想和培养人才的方法，无疑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著书的人生

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毕业生，高亨先生早年已经在中国古代学术的研究上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出版了一系列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例如《庄子今笺》、《老子正诂》、《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等。

五十年代初的山大，在著名学者华岗校长的主持下，一派欣欣向荣。文史两系尤可谓名士如林，学术气氛十分浓厚。优雅的环境，相当齐备的图书资料，又为传统学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后的几年内，高亨先生不但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为本科生开设基础课和选修课；而且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陆续发表了《墨经中一个逻辑规律——同异交得》、《周代大武乐考释》、《商鞅与商君书批判》等十余篇重要学术文章，还出版了《诗经选注》、《楚辞选》（合著）、《墨经校诠》等专著。其成果之丰，令人赞佩。

从1956年7月开始，高亨先生与冯沅君先生同时被聘任为副博士导师。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仍然在科研上收获颇丰。一批眼界开阔、颇有新见的论文如《上古乐曲的探索》、《周颂考释》（上、中、下）、《试论晚周名家的逻辑》等，专著《文字形义学概论》、《诸子新笺》、《周易杂论》、《上古神话》（与董治安合著）等，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反响。其析理之精，论断之确，前无古人。而文字形义学的研究，则开辟了文字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面。这正表现出高亨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精见覃思和一种不拘于传统见解的创造精神。

科研上的丰硕成果，是高亨先生惜时拼搏的结果。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高亨先生每天四点起床，即伏案工作，早饭后接着进行，只有中饭后才稍事休息，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其工作之专注，也常令人感动。文革时期高亨先生并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利用当时的形势，出版了《商君书注译》，并做着其他的研究准备。因此，文革一结束，在短短的78、79两年，就修订出版了《周易古经今注》、出版了《诗经今注》、《老子注译》等著作。这是高亨先生在耄耋之年、以病弱之躯完成的科研成果，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毅力。此后，高亨先生深受病痛折磨，视力衰弱、肌肉萎缩都妨碍了他的学术研究，更是先生精神的苦恼。他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没有来得及看到他最后一部学术著作《古字通假会典》的出版（这部180多万字的工具书，高亨先生从1934年开始搜集资料，费去他五十年的心血。董治安先生从1981年开始整理，几经周折，在高亨先生逝世三年之后，才得以出版），于1986年告别了他深深挚爱的学术事业。

结语

高亨先生以“三书”（读书、教书、著书）生活为职志，以他勤奋刻苦的研究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又以热爱学生，关心后学的博大胸怀，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山大将会记住，山大的学生们也将会记住这位勤奋不懈而成就卓著的学者，这位待人宽厚的长者和导师。高亨先生的精神和风范，将长留人间。

【文章来源】：《山大第一》。

文字：王劭、李天欣

编辑：邹星宇

责任编辑：李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