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0年进入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那时学校尚未正式成立，主管教务的是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杜光埙，委员有何思源、杨振声等，图书馆馆长是宋春舫，曾任北京大学法文教授，在青岛兼任律师，对戏剧很有研究，出版《宋春舫论剧》一、二集，家中有个人小型图书馆，藏书很多。

1930年秋，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开课，又添聘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的皮高品（后任武大图书馆学系教授，已退休），为图书馆主任。这时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正是发展阶段，大量采购中外文图书，中文线装古籍。都另装蓝布套，竖立书架，用白墨水题签，并聘有修整古籍木板书的技术工人。外文书曾重点采购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名著，有许多珍本入藏。

青岛滨海，有崂山胜地，《齐乘》说过:“泰山虽然高，不如东海崂。”沿山建筑楼房，红瓦绿树，相映成辉，街道整洁，空气清新，俗有“小巴黎”之称。当时首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是杨振声，字今甫，北大毕业，美国留学生，回国后，在北大任教，著有小说《玉君》。他和当时的新月派、现代评论派、国家主义派皆能接近，因此一些著名学者，都愿接受聘书，到这里任教。一时人才荟萃，人杰地灵，郁郁乎文哉。闻一多是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现代诗人臧克家就是他的学生。国立青岛大学开学不久，图书馆长宋春舫离职，改由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兼任。

国立青岛大学开课后，新来教师多游崂山，竟发现名山古刹，还藏有《道藏》和《释藏》，此外还有不少善本古籍，引起了中文系教师的重视，怂恿学校当局收归校有。1931年5月学校请示教育部，要求把崂山太清官所藏《道藏》一部(明万历卅五年敕令颁赐本，庋藏10橱，绫角锦函，尚属完整)，华严寺所藏《释藏》一部(清乾隆八年呈领藏经馆本，首尾俱全)，运归本校，安藏图书馆中，以供海内学者之研究，也免得如山东掖县海南寺焚烧藏经案件，最后省府才将残卷8箱、残页16袋运省保存，然破者不可复完，珍籍半为灰烬，痛心何极！请求的结果，批示：须与两寺僧道协商。后因怕麻烦就停止了进行。

关于这项《道藏》，我于1932年陪同顾颉刚先生游崂山，5月23日在太清宫住宿一宵，得观《道藏》中之《三教人易论》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经》、《教苦经》各一卷；《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一卷。广宁子郝大通撰《太古集》十五卷、长真子谭处端撰《水云集》三卷，长春子邱处机撰《磻溪集》十五卷。俱系卷褶式，每卷末页附一披甲武士，一手执缨枪，一手执经卷，肩际有一葫芦，放出三只蝙蝠，脚下踏有一蛇，造象立云雾中。集十册为一函，函为黄色布做成，缚以黄带，函之封面贴有红签，每卷末页皆刊有“大明万历戊戌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等字样，古色古香，备极庄严。经过抗日战争和“十年浩劫”，不悉这两种珍贵的经藏，还存在否？我受《道藏》的吸引，曾写过《道藏考略》，在校刊上发表。

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初期，不独对古籍珍本搜求不遗余力，也对本省的先颖硕儒著作抄本曾努力搜求；如栖霞牟陌人曾著有《诗切》未刊，由馆借来手抄本，雇人抄录存馆，又有即墨黄宗昌著《崂山志》已刊行外，其家尚存有《崂山丛谈》和《崂山艺文志》，均为原稿手抄本，尚未刊行的，均经我馆借来抄录存馆。后经十四年抗战，图书播迁，续来“十年动乱”，玉石俱焚，不悉还能完整存在否？很令人怀念!

我当时在校受闻一多先生钻研古籍的影响，工作之暇，曾辑录研究崂山书目，以便供人参考，为此深得闻先生之赞许，在班上曾向同学推荐过。

国立青岛大学存在仅两年，就经过三次罢课斗争，最后一次是1932年快放暑假时，学生因反对“学分淘汰制”而罢课。校长杨振声以及许多教授们都离校了。就在这一年——1932年的暑假，闻一多先生别了青岛优美的海天，重新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换了原任教务长的赵太侔，而教务长则以杜光埙补充。图书馆长梁实秋和主任皮高品也走了，另聘黄星辉继任馆长，黄先生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专，曾有图书馆学专著。1934年黄馆长赴美进修，一时无人接替，教务长杜光埙命我代理黄的职务。1936年，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夺取国立山东大学，停发山东给学校的拨款，学校无法维持，赵太侔愤而离校，学校一时无主，暂由教授们组织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另聘中文系教授胡文玉兼图书馆馆长。

1936年秋，由韩复榘系统的林济青来任校长，原任图书馆长胡文玉离职，另由新来的中文系教授栾调甫兼任。他是墨学专家，因教课忙，又兼重听，到馆时间很少，嘱我有事代为转达。他兼职不久，前任馆长黄星辉自美返国，仍回校任馆长，直到“七七”事变后，学校搬家前，他仓皇回沪了。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见到他，已在美国新闻处任职了。

1936年暑假中，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青岛本校召开第三次年会，提出编印《中国图书版本辞典》和《全国善本书联合目录》等问题。

国立青岛大学与国立山东大学时期都有校刊，为4开4版，其初把第4版让给图书馆，专刊登新编书目，后来扩充为两版专页，除登新书通告外，还登些图书馆论文，和新书介绍一类的文字，名为《图书馆增刊》。

“七七”事变时，学校内迁，图书遭受很大的损失。所有图书分三批运走：第一批装火车西运，第二批由水路运南京，第三批是同我们一起走的。结果第一批辗转运到湖南兰田，奉命交兰田师范学院接收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我一人随校外迁，先迁安庆菱湖公园，到达时，安徽大学已在整装准备南迁。我校到达后第二日，即召开校务会议，准备开课。我奉命赶赴南京抢救第二批图书，由安庆赴芜湖轮船，困难民拥挤，不敢靠岸，学校于先期夜晚派人由海关码头送我到船上。翌晨船靠码头，难民争上，超道停驶，在船上住一日一夜才启行。将到芜湖时，见江上漂浮汽油，原来芜湖当日受敌机侵袭，下船经被炸的德和轮旁，还见到余火未烬，仓内尚有哭声，岸边尸体杂陈，难民塞途，情景凄惨。我急赴车站买票去南京，站房却无一人。自计此地不可久居，虑翌日敌机再来侵袭，便于当日晚渡江至裕溪口。天明搭车至田家庵，转蚌埠去南京，但车至明光已不前进，乃返回合肥。电校请示办法，久候无信。幸遇国立山东大学工作人员返济，才知学校已迁武汉，又几经波折，抵达汉口，遍访各旅馆，找到我校人员，才知道我校办事处所在地。第二批运出的图书，就这样地断送了。

1938年3月我随校迁往四川万县石竹轩，外搭席栅做临时课堂，第三批书已运到，准备上课，仅上课几天，教育部电令解散。到校学生归并到中央大学(沙坪坝)，图书移交中央图书馆(即今之南京图书馆)。另组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迁往江津中白沙，我被留在该会负责清理图书。抗战胜利前的山东大学图书馆，就是这样结束的。

中央图书馆接管我馆的图书，知道战后一定要复校，图书必须归还，因此并未掺入他们的排架内，单独放在一处。他们馆派李鼎芳和一位查某前来按册点收，我馆是由我移交的，后来复校时，还是由我前去接收的，因为单独存放，接收极为顺利。

我所知道的山大图书馆在抗战胜利前的情况，大体如此。因学校是新成立的，馆内一切措施都向清华、北大看齐，在业务方面，确有一番发展，焕发过光彩，得到好评。蔡元培先生生前在青岛养病时，也常来书库里看书。

回忆往事，与今相距有五十年之久了。我已由青年而壮年、而老年，记忆力衰退，往事已渐模糊，可能写得有些遗漏和错误，但是大致尚有轮廓。为了与我患难相共的山大图书馆这段历史，致远恐泥，要留鸿爪，尽量把记忆所及追写出来，为母校图书馆提供部分历史参考资料，并为校庆献礼！

内容来自于《悠悠岁月桃李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曲继皋

编辑 / 高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