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侃如（1903—1978），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江苏海门一爱国士绅家庭，原名侃，字衍庐，笔名小璧。文学史家，一级教授，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陆侃如于1920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侃如从研究院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1929年，陆侃如在上海与冯沅君结婚，从此二人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2年夏，陆冯同时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1935年夫妇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初南下昆明，在迁至云南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1942年，到四川三台，任内迁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随校迁回沈阳。

1947年秋陆侃如和冯沅君应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的盛情邀请，离开了沈阳东北大学到青岛山东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1948年底，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50年11月15日，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两校成立迁并委员会，陆侃如任副主任委员。1951年3月，人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规划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1951年5月27日，政务院会议通过任命花岗位山大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为副校长。1952年8月，山东大学成立院系调整委员会，陆侃如任副主任。953年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山东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济南分社筹委会主任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12月1日病逝。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陆侃如先生在山东大学等高等学校任教，几十年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可谓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陆先生在教学工作方面，一向勤奋刻苦，既善承前贤，又勇于创新，在培养青年中，倾心关注，严谨不苟，凡是受他教诲的人，无不为之感佩。他以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担负着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他采用个别辅导、共同合作和举办讨论班的教学方式，为山东大学培养了一批古代文学的研究人才。在他的指导下，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先后写作的《楚辞选译》、《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和文心雕龙》等著作，都有较高水平，受到全国学术界的注目。虽然陆先生是一位旧时知识分子，但思想非常活跃，对每一次的政治事件和运动都有自己的鲜明态度，在他的思想里有着很强的时代烙印。他拥护党的领导，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为纪念“六二”，山东大学和青岛市都举行了活动，陆侃如先生写下了《三个“六二”》的充满激情的文章。     1950年元旦，他在山东大学出版的《山大生活》新一号，发表《迎一九五零年》的文章，此文写于1949年12月27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文章中充满着期待。同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日，陆侃如先生在《山大生活》发表了《五四的教训》，回忆了自己对五四的认识；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陆侃如先生以校副主任委员之名，在校报复发表了《庆八一建军节 嘉庆反侵略斗争》的短文；11月13日，山东大学举行反美大会，陆侃如先生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1954年10月1日陆侃如在《新山大》发表了《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伟大成就而欢呼！》的文章，欢呼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陆侃如先生不仅是一位学术上的严师，而且是一位难得的“人师”。这主要归因于他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自幼因家庭的影响，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青年时期又受到“五四”伟大爱国运动的影响，思想中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热忱。抗日战争期间，在一直坚持教育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文艺界的抗敌工作，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助会，组织抗敌协会川北分会，并将自己的寓所作为协会的活动场所，宣传抗日理论，评议时政，开展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在山大工作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并和进步的教师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1949年后，尽管他与冯先生的生活十分简朴，但仍经常慷慨解囊，在经济上支援国家建设。他在古稀之年，虽身处逆境和妻子不幸逝世的打击，身体十分衰弱，但仍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工作。

陆侃如江南才子。陆侃如是才子型学者，当年他在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出色表现，至今还被学术界传为美谈。当时，主考人突然向陆先生发问：“孔雀东南飞，何不言西北”？陆先生应声而答：“西北有高楼”。后来，杨明照先生听说了这一趣闻，谓此答可入“新世说”。非此五字相答，不能成其妙。因为，作为艺术描写，或东南，或西北，本非实指，而“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孔雀就只好东南飞了。其实，在学术界，陆侃如先生的才子气是人所共知的。据陆侃如先生的学生、山东大学著名教授、全国赋学研究会会长龚克昌教授回忆：在山大期间，陆先生给他们讲授古代文论课时，几乎是拿起白版书就读，不需外人注释，自己也不加注。陆先生写一篇论文，往往只需两三天，而且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仅1962年，陆先生共发表论文12篇，完成论著两部，而在这一年里，他承担了研究生、青年教师、进修教师、本科学生的两汉辞赋、六朝文学、《文心雕龙》、《中国历代文论》四种不同课程的授课任务，同时还要主持文论班，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等等，足见陆先生的才气过人。其实陆侃如在北大读大学一年级时，年仅20岁的他撰写的《屈原》一书，便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在当时被认为是“用新的观点来研究屈原生涯及其作品的一部好书”。到大学毕业时，又出版了《宋玉》一书，这本书对宋玉的考辩和评价，也为时人所称道。这两本书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研究《楚辞》的代表作。这期间，他还陆续发表了《宋玉评传》、《宋玉赋考》等20多篇论文。并在1925年开始了中国诗史的写作。《中国诗史》是陆先生与夫人冯先生合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全书不仅史料丰富，取材审慎，要言不烦，而且在评论一些作家作品时，“常常能打破传统的偏见，提出比较符合事实的新见解来”。学术界认为此书是一部唯一的诗歌史著作。鲁迅先生对《中国诗史》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陆侃如与冯沅君比翼齐飞。他与冯沅君教授的结合更是世所盛传的人文佳话。俩人同为法国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都是新中国的一级教授，又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的副校长。他们合作撰写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诗史》作为中国诗歌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30年代一问世即产生了重大反响，鲁迅先生即曾将《中国诗史》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一并向人推荐，建国后又有多家出版社多次刊行。《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后由作家出版社重版，被论者称为“1949年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则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俄、捷克和罗马尼亚文本，成为建国以来唯一一本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他们二人的著作被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出版，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

陆侃如的学术研究成果。陆侃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专家，主攻隋唐以前的文学史，尤以《楚辞》研究闻名海内外。陆先生治学，以敏于创新著称，他的许多论著，在学术上都具有开创之功。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年轻时就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取得成绩。
     十四年抗战期间，陆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完成了长达80万字的《中国文学系年》。这是一部资料翔实、富于创见的学术著作，而且从中可以看出陆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精辟见解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此指导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从而在学术上取得了崭新的成绩。他先后发表了《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等10多篇论文，并与冯先生合著《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此书随后被译成英文和捷克文出版，是最早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文学史。1957年与高亨等先生合著《楚辞选》，1970年前后又与一些中青年同志合写《杜甫诗选》、《韩非子选注》、《刘禹锡诗文选注》、《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和文心雕龙》、《楚辞选译》等著作。仅在1962年，陆侃如就发表了12篇，完成了两部著作，他还要给研究生、大学生、青年教师、进修教师讲授两汉辞赋、六朝文学，以及《文心雕龙》、《中国历史文论》。这一年他已经是59岁的长者了，还如此学思喷涌，思维活跃，笔耕不辍，平均一月一篇文章发表，难能可贵。之前，他与冯先生再度合作，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了24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一书。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文学遗产上的问题，对广大青年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起了良好的指导作用，被教育部定为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

陆先生一生不仅著述丰富，而且质量极高。这与他勤奋笔耕，坚持不懈，勇于创新，缜思慎行的治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陆侃如一生著述甚多，他的著述除前述外，尚有《中国古文学系年》《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楚辞选》《楚辞选译》《刘勰论创作》《文心雕龙选译》《文心雕龙译注》问世，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杰出贡献为世所公认。

陆侃如的重要作品：《屈原》《宋玉》《乐府古辞考》《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与高亨合著《楚辞选》，与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与文心雕龙》。译著有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小仲马的《金钱问题》、塞昂里的《法国社会经济史》。

另外还有如下作品：《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著，上海大江书铺 1933，上海 商务印书馆 民国28[1939]，作家出版社 1956；《南戏拾趣》陆侃如，冯沅君著，[燕京大学] 民国25[1936] 《左传真伪考及其他》Bernhard Karlgren著，陆侃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25[1936]；《记王逸及其子延寿》（《文讯》1948年8卷第3期）；《左思练都考》北京大学出版部民国37 [1948]《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关于文赋》（《春秋》1949年6卷第4期）；《中国文学史简编》陆侃如，冯沅君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文心雕龙中浪漫主义的一些论点》（《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1期）；《文心雕龙论道》（《文史哲》1961年3期）；《刘勰的生平和思想》（《山东文学》1962年1期）；《刘勰的文体论》《山东文学》1962年2期；《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文学评论》1962年2期；《刘勰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山东文学》1962年4期；《刘勰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山东文学》1962年5期；《刘勰的创作论》《山东文学》1962年6期；《左思和左芬》《大众日报》1962年7月4日；《刘勰有关现实主义的论点》，《山东文学》1962年8期；《刘勰论诗人幻想与夸饰》《文艺报》1962年8期；《刘勰的批评论》《山东文学》1962年10期；《刘勰的作家论》《山东文学》1962年11期；《刘勰论创作》陆侃如，牟世金著，香港 文昌书局 [1962]；《左思评传》《山东文学》1963年2期；《刘勰和文心雕龙》陆侃如，牟世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楚辞选译》（战国）屈原著，陆侃如，龚克昌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文心雕龙译注》 (粱)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济南齐鲁书社 1995等。

除了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到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学者，陆老对于学术研究的坚定执着以及不趋炎附势的勇气。在“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之际，陆先生还写信给刘大杰先生，对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里把杜甫列入法家提出批评。这篇题为《与刘大杰论杜甫信》的论文用详尽的事实说话，批驳了将杜甫列为法家的谬误，成为学术领域内反“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第一篇，引发学术界的思想大震动，至今，令人追忆。从陈四益先生的文字看，刘大杰先生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后台很硬，确实不可违之。那么，勇气可嘉的就应该是陆侃如先生。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左”的学术思想并未被肃清，“两个凡是”依旧起统治地位的当时，陆侃如先生以一个“摘帽右派”的身份，写这样一篇文章，除了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学术良心外，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三十多年之后再读，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带给我们的精神的震撼和散发出的学术的涵养。

陆、冯先生遗嘱体更现出他们的高贵品质。1979年陆侃如先生也逝世了，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陆侃如临终前，以其全部存款四万多元的三分之二捐献给国家，只以三分之一留给他的继母、弟弟。陆冯省吃俭用，打算凑足十万元，建立陆、冯奖学金，这个宏愿虽未实现。但山大党委已批准中文系据其生前愿望，以陆冯二人生前积蓄为基金，设立了“冯沅君文学奖”，鼓励有成就的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努力献身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