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对中西方的学术文化作了深入思考，科学为什么在中国不发达，背后的原因特别复杂，“不管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国外有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中国人比较强调实用性，” 比如中国史学方面的著作，“日本人如果研究一个中国话题，会锲而不舍，非常专，非常精，非常细；我们研究他们，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吗？”陆建德反问道。

“我们文化里有一种实用主义精神，这对人文学术和科学的发展有时候不一定特别好，你学的东西比你更重要，是为它服务的，而不是这个东西会变成你的敲门砖，达到其他的目的。”陆建德认为，中国学术还缺乏一种仰望星空的能力，有一种超越个人的精神态度，然后事情才能做得特别好。马克思上中学的时候说过要为全人类服务，“他从来不抱怨自己怀才不遇、他人的才能不如自己，他不在于自己得到多少社会的承认，一门心思搞自己的钻研，结果出了巨大的成就，他绝对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四处摆功，他把自己看得很轻，把研究对象看得很重。”所以，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说马克思没有一个私敌。

中国人治学态度比较务实，也跟考试有关系的。陆建德说，文学作品写到主人公中了状元后，故事就结束了。鲤鱼跳龙门，光宗耀祖，如此等等，把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与社会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陆建德认为，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认同感非常重要，过去我们任人欺凌，与团体不坚、群体观念太弱有关，国家强大后，个人才会强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形成一种比较急功好利的心态，概念满天飞，实际应用的能力比较有限，我并不认为这些介绍概念的人，西化程度很高了。”陆建德直指时弊，我们只停留在概念的介绍上，从概念到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学了一个理论，要把它应用到对象上去，这个我们就不大会操作。” 如果你信奉后结构主义，那你把后结构主义做得很优秀，在世界学术占得一席之地，那才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