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世界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近年来，不同文化、文明间的交流互动，显现出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文明因交流而多姿多彩，文化因借鉴而丰富蓬勃。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5月21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日益成为连接世界各国的飞桥。
　　世界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近年来，不同文化、文明间的交流互动，显现出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文明因交流而多姿多彩，文化因借鉴而丰富蓬勃。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5月21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日益成为连接世界各国的飞桥。5月20—23日，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文社科学者共聚山东大学，围绕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主题“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进行深入交流。

　　承认多样性和异质性努力求同存异

　　“世界上的文明不只有一种衡量标准，我们应摆脱长期以来认为文明之间存在优劣之分、必须用某种文明代替其他文明的偏见，认识到加强各种文明间对话及沟通的必要性。”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金光亿表示，让承认多样性和异质性并努力求同存异的理想成为现实任重道远，因为各种文明具有不同的形成与发展环境，阐释与理解的方式也各有千秋。“不同文明间进行对话的意义在于，将我们的思维从差异性概念带入多样性概念”，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认为，多样性是一种成就，让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在其中得到彰显。
　　通过对马克思笔下三种“儿童”所代表的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不同发展路径的分析，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认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任何一种文化观念都是在特定的物质环境下逐渐建构起来的，即使在固有传统日益淡化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基因”是不会轻易改变的，需要人们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金光亿认为，在中国进行这种文明间的对话，具有特殊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积极汲取人类的各种智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价值与道德体系。中国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以划时代的创造与发明为人类文明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还广泛吸收世界各地的文明，成为融汇多种文明并创造新文明的大熔炉。
　　印度社会科学院执行院长阿什·纳拉因·罗伊认为，进入21世纪，工业化、人口流动和全球化赋予了多元文化社会以新的意义，不同的多元化社会用多元文化主义、跨文化主义、共和主义、民主协商主义来处理它们的多样性。

　　“文化帝国主义”是文明对话的主要障碍

　　与会学者认为，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产生的“文化帝国主义”是目前文明对话的主要障碍之一。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表示，近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将导致不和谐问题的行为贴上民主、人权、自由等标签强加给其他国家，导致世界的恐慌以及人类的悲哀。
　　与会学者认为，当代学者一方面要用学术的工具、方式、话语和智慧来回答现实的难题，另一方面需要与各种造成世界不和谐的观念或理论进行博弈。“当我们照亮这些黑暗的角落之后，这种貌似不可战胜的有权势的人们，就像童话中的皇帝一样，一旦被戳穿没有穿衣服，他们的势力和权力就会削弱。”威廉·恩道尔说。
　　身为犹太教拉比的宗座格列高利大学教授大卫·梅尔，对强势的西方伦理观深有感触。他认为，对于那些试图消除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之间伦理差异，建立共同伦理规范的人来说，必须确保这样的分歧和差异源于伦理观或信仰的不同，而非打着伦理观的旗号，掩盖历史上的对峙以及身份认同的因素。
　　在某些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多样文化带来的挑战。阿什·纳拉因·罗伊表示，印度的文化多样性已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但目前正在受到打着文化民族主义旗号的单一文化运动的冲击。
　　对多元文化的宽容需要体现人类基本价值的共同伦理的构建。有学者认为，这项工作需要世界各地学者对相关核心问题加以研究，包括人类共同新伦理保护的内容，以及如何科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步、发达等，而不再以抽象的自由、人权、民主概念为标记，不再简单地以GDP作为唯一标准。社会内外部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个体身心关系等项目的权重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从哲学思想中发掘道德与伦理资源

　　不同哲学中所蕴含的道德与伦理资源，为当代世界理解与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如何展开平等的跨文化道德对话？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史蒂夫·卡兹提出根植于理性的元文化伦理规范对话方式，他认为，理性作为一般概念，可以帮助人们在所有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制定、评估、证明和改变各种道德主张，即使在不同宗教历史上，理性的作用也备受重视，尤其在道德后果的讨论中。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在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分析中提出前主体性对话范式的可能性。他认为，哈贝马斯提出从主体性范式转化为交互主体性范式，但由于主体间性的前提仍然是主体性，因此不可能导向新的主体性诞生，这就意味着对话中的双方即使倡导“和而不同”对话模式，仍然是各自持守自己的旧主体性。而事实上，规定了主体性的生活是一个真正具有存在意义的、前主体性的观念，在这样的思想视域中，对话才能生成一种新的主体性，才能超越既有的社会关系，使对话获得真正的存在论意义。
　　山东大学古希腊思想研究中心主任谢文郁介绍说，西方伦理学界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出对德性伦理学的浓厚兴趣，并开始重视德性伦理中的情感因素，纠正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缺乏原始性情感分析的弱点。此次参会的当代“德性伦理学”倡导者、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迈克尔·斯洛特的研究吸收了“道德发展论”和“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在对道德行为动机的分析中应重视情感的价值。中国哲学思想传统可以弥补或者纠正西方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对理性过分强调和对情感贬低的态度。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正在从某些西方理论转向中国经典思想著作所表达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