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下午，中国档案学会秘书长方鸣受邀进行了题为“档案与文化建设”的讲座。此次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赵爱国教授主持，山东大学档案馆馆长刘培平及相关专业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讲座。方鸣在讲座中特别提到，档案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文化建设则是档案发展新的增长点。
“纸质档案可以保留历史细节”
　　方鸣首先就档案文化建设的法理依据和文件依据进行了列举与阐述，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等多部法律和文件表述了档案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档案馆通则》第二条中更是提到“档案馆是国家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
　　之后，方鸣向大家解释了档案的文化特性，他认为档案是历史进程的记录者，是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是一种可见的文化发展的载体，同时更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方鸣尤其重视纸质档案的重要性，认为纸质原始载体将会保留历史的细节，拥有更大的保存价值。
“档案信息化有逻辑错误”
　　提到档案与文化的关系，方鸣认为，档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一种标志，档案工作应该提升文化内涵和文化品味。针对档案信息化，方鸣笑称档案本就是信息的一种，信息化无从谈起。档案信息化的提法本身就有逻辑错误，电子平台只是一种新的载体和途径，而内容才是档案的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应该更加提倡“档案化”。当然，档案文化建设自身要发展完善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服务。在此，方鸣引用了陈景润书稿归档的实例表达了缺失归档意识的严重性，并提出了档案行业内存和共同认知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维护真实，服务需求；甘于寂寞，乐于奉献”。
“现在是档案发展的最好时期”
　　方鸣强调，身为档案工作者需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了“六个不要”：不要自我否定，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满腹牢骚，不要丧失信心和不要得过且过。他认为现在正是档案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档案工作者和专业学习者要把握这个机会促进我国建成与文化强国相匹配的档案强国。在具体措施上，方鸣还提出了档案开发利用服务模块，详细说明了档案管理和档案资源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流通。同时，他还特别将档案和国家战略决策联系起来，用实际案例证明了档案在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中的重要意义。
“档案的难题还要留给未来的你们”
　　方鸣在讲解档案利用体系目标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档案工作贡献率问题，并认为档案专业目前缺乏专业科学的档案学“定律”。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针对档案的公开与保密、碎片化时代如何进行完整的档案保存等问题，方鸣解释道，档案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成熟度，需要对历史的发展进行保存，同时档案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轨迹，并不会因为新兴事物的出现而受到冲击。他还特别提出微信、短信等都是碎片化时代中应该归档整理的档案信息，而这些工作的实施面临着巨大的难题，这需要未来的专业人才来解决。
　　方鸣的言语幽默风趣，引经据典，并把实战经验与理论相结合，赵爱国书记评价其打开了“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路”，并鼓励学生要向方鸣老师多多请教，“多看书，多思考，多提问题”。参加讲座的学生和老师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方鸣，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曾任国家档案局宣传处处长、国家档案局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档案学会秘书长、《档案学研究》总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信息化、档案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