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艾玛的山大文学讲座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文学一定高于生活么？”自五四以来，白话文的逐步推广使得文学的接受门槛逐步降低，也使得文学受众爆发式的增长了起来。中国历史泱泱千载，文学从未有过一个如今天这样一个繁盛的时期，然而在这数目惊人的文学作品之中，真正高于生活的又有多少？对此，艾玛有她的评判标准。

列夫·托尔斯泰，在讲座中艾玛多次提到他的名字，在这里她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给予托尔斯泰的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有权利写作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大多数写作者在执笔之前更要怀有一颗深深的敬畏之心。

语言的使用，是艾玛在写作过程中所极其强调一点。语言必须要进入到生活之中，当一个社会的书面语言与生活语言完全分裂时，那么语言的意义将很难发挥出来。书面语言与生活语言应是一个相互补济的过程，这也就是要求作家将创作深入到生活中去，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艾玛谈到自己曾经在家乡的访谈经历，通过对老人们的聊天中，她惊奇地发现在口口相传的这种语言记录方式之中，记录了大量纸张上所不曾存在的故事。这些内容都是她在写作之中的源泉，同时，《井水豆腐》也因此而生。

艾玛是个爱谈哲学的人，作为维特根斯坦的忠实拥趸，她将哲学中语言的重要性引申到文学中来，“哲学的问题最基本的也就是语言的问题，解决方案要回到生活中来。”哲学如此，文学同样如此。而语言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使用过程，语言如果不被使用，则与僵尸无差。在语言的使用中，艾玛提到，不同的语境，不同的状态下，都会激发出语言不同的属性。也正是这样，艾玛在提到自己的阅读经历时，直率地谈到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看重的是语言，而非故事性。对语言效果的挑剔，也体现在艾玛自己的作品之中。

　　艾玛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是否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明确的价值理论体系。在这里艾玛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部文学作品，其中必然包含作者对生活的发问，这种发问是带有作者主观意愿的，归根结底，一部作品中，注定或明或隐地表达了作者的终极关怀。托尔斯泰就曾为了在作品中保持一个正确的历史哲学观，几经辗转最终选择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正是这本书，使得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鸿篇巨制时也能够游刃有余，铸成经典。

哲学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哲学为文学提供了必不可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而文学同样弥补了哲学所难以触及的内容。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哲学世界的一些神秘之处，仅仅通过语言是无法去描绘的，此时则应该沉默。”而文学恰恰弥补了这个缺憾，通过人物的形象，生活的场景，勾画出一个丰满充实的生活图卷，而这正是那条途径，那条带领人们抵达哲学所不能抵达的神秘领域的途径。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拉美作家依靠着这样的途径，在拉丁美洲那片哲学家匮乏，革命家辈出的土地上，用文学作品中生动的形象、真实的场景，弥补了哲学理论体系上的不足。《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无一不表达了作家终极的人文关怀，都将成为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

谈到自己的作品，艾玛认为即使对于作家本身来说，自己的作品也是有很多内容无法言说的。艾玛谈起《巴黎评论》里的作家采访，她讲到《巴黎评论》中记者对作家的采访，往往涉及到的只是家长里短的琐事，而非作品的思想内核等内容，而对于一部作品所包含的诸多思想而言，对于写作者本身来说也是难以言明的。同时对于同一部作品，难免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反馈。艾玛并不否认他人对自己作品的不同看法，同样的，她更愿意将此作为推动自己艺术追求的动力。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带领读者不断的探索，努力抵达维特根斯坦口中的不能言说的神秘之处，才是其最终的艺术追求。

“一切有，一切存在，都是因为爱，爱是上帝。”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将爱倾注到写作之中，才能产生真正的能打动人心、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

　　艾玛，青岛市作家。07年初入文坛以来，法学博士的身份使她得以用独有的理性眼光去处理作品中情与理的关系。与新世纪的女性写作所不同，艾玛的文字并不愿过度的去涉及情感与婚姻，使故事沉溺在情感的泛滥之中难以自拔。她的文章中无处不流露着作者细腻的人文关怀，一个从湘楚文化底蕴中脱胎出的涔水镇，在艾玛的笔下充满朴质而浓稠的乡土风情，祖籍湖南的她更借此作为自己童年家乡的倒影，将笔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安置在其中。自己则更像一个完成使命的造物者那样，用一双细腻的眼睛去观察、记录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