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开始前，共有274人参与网络报名，262人填写了关于蒲松龄的调查问卷。问卷显示，七成的受访者通过书籍和课堂了解《聊斋志异》。而完整读过《聊斋志异》的受访者仅有11.83%，另有76.34%的受访者表示读过一部分。

《聊斋志异》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被译成二十多种译本在其他国家发行，其中故事被屡次搬上电视电影屏幕，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但是在《聊斋志异》的创作背后，不仅有作者蒲松龄的努力，更与蒲松龄教书的馆东（东家）西铺毕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馆东的帮助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聊斋志异》。

这里所说的西铺毕氏是明清之际淄川县的名门望族。其中毕自严曾在明末时官拜户部尚书，被明崇祯帝赐“四世一品”牌坊。正因此，毕家在当地不仅威望高且为书香门第，很受人尊重。康熙十八年，四十岁的蒲松龄来到西铺毕氏当西席先生（家庭教师），开启了其《聊斋志异》创作的黄金时期。

在此之前，蒲松龄的境遇并不是很好。20岁那年，蒲松龄考中了秀才，但这之后多年乡试屡考不中，加上家中经济拮据，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作进展缓慢，十多年时间只写了一册。

后来，当蒲松龄进入毕家教书时，其馆东为毕自严之子毕际有。为了更好地服务馆东，蒲松龄一度决定要将《聊斋志异》的创作暂停。但令蒲松龄感到意外的是，毕际有不仅不反对蒲松龄的创作，而且非常支持，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来。例如《鸲鹆》等作品篇末就以毕际有之名标注为故事作者。

不仅如此，毕际有夫人、儿子甚至毕家亲友、佣人也都为蒲松龄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便利。例如《狐梦》、《祝翁》等故事即由毕家亲友、佣人提供的素材。

有了毕家的大力支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作进入了黄金时期。到康熙三十六年，蒲松龄在毕家执教十八年后，《聊斋志异》已经完成了另外十四册的创作。但是在这之后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七十六岁的蒲松龄去世，他仅写出了一册的《聊斋志异》故事。至此，《聊斋志异》的初稿共计十六册。值得注意的是，在蒲松龄的暮年，他曾经亲自修订过《聊斋志异》，将十六册修订为八册。后来由于部分散逸，如今存世的《聊斋志异》手稿仅为四册。

为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作速度会出现两个极端？对此，邹宗良教授表示，康熙十八年之前的蒲松龄由于科举考试及经济拮据等原因，不能将精力完全放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上。而到了晚年时，蒲松龄的创作兴趣发生了转变，集中创作了不少的俚曲，例如《俊夜叉》《蓬莱宴》等。此外，这一时期的蒲松龄还创作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杂著。
由此可见，西铺毕氏不仅从精神和故事素材上为蒲松龄的创作带来了便利，且由于毕氏大户人家的身份，为蒲松龄的生活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从这点来说，没有西铺毕氏就不会诞生如此丰富、深刻的《聊斋志异》。

讲座结束之后，现场观众与邹宗良教授进行了交流互动。有观众提问，相比较与《搜神记》作者干宝对其所记录的鬼怪故事的深信不疑，蒲松龄是如何看待自己创作、记录的鬼狐故事的呢？邹教授表示，蒲松龄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所记录的怪诞故事，而是用鬼怪描摹人性、反映社会现实。这赋予了《聊斋志异》深刻的思想，也成就了脍炙人口的传世经典。

本次讲座在文学生活馆QQ群同步直播，山东电视台《说闻解字》栏目组参与现场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