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边缘破烂的发黄书单至今还存放在山东大学。用浆糊黏起来的白纸上印着不同版本的书名，每本书还被编上了序号，一共排了200个号。编撰《杜甫全集编注》（以下简称《杜注》）的人，就依照这个顺序找书目，一本本地对比各个杜诗集版本，找到诗句里的“异文”，这就是“校”；再筛选、集纳前人的注释和评论，也就是所谓的“注释”和“集评”。

这部三代山大人接力，历经36年而完成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就是这样完成的。

山大人历经36年完成的著作

1978年，《杜甫全集校注》作为“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规划项目正式在山东大学立项，萧涤非任主编。36年后，经过三代山大师生接力，这部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终于面世。

今年10月，在湖南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盛典上，《杜注》荣获国学成果奖。因国学成果奖只授予健在者，山大张忠纲教授获特邀出席了颁奖盛典。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此次获奖，是对我们这个集体的褒奖和鼓励，我们倍感荣幸，而先师萧涤非先生亦可含笑九泉。

2016年恰逢萧涤非先生诞辰110周年，在这个的时间点里，《杜注》获得这样的奖项，不枉萧涤非为此穷尽十余年精力。

作为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的带有集注、集评、集校性质的新校注本，《杜注》把集众说与树己见很好地统一了起来。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规模的宏大和体例的完备，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公认最好的注本《杜诗详注》。

萧涤非原名忠临，1906年11月25日生于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一个穷秀才家， 1930年于清华大学毕业，1933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山东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回山东大学，历任中文系主任、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过项怀诚等一大批国之栋梁。新时期，萧涤非在耄耋之年以多病之躯，仍致力于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培养，培养了我国古典文学专业的首批五名硕士和两名博士，指导美国高级进修生。他的有些老学生称他为“20世纪的杜甫”，美、日等国学者以之为“汉学伟人”。 今日是萧涤非诞辰110周年，我们以此文回忆一些他的事迹。

跑得最快的足球健将

萧涤非一生执教山大47载，他诲人不倦的教学热情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为学生称道。而萧涤非与山大结缘，足球在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萧涤非是华北著名的运动健将，创下的百米11秒1的校纪录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而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绿茵场上的上佳发挥。《平津足球选手鏖战记》一文有这么几段记载：“银笛一声，剧战开始。选手队先行开球，被北平尹商屏截得，带之急进，被阻归还。选手之周声仁自左而上，内卫萧涤非踢球外出，方脱险。……周声仁遂改变战略，直趋北平阵地，内卫萧涤非再次救球，王雍劼复一脚挑出，其势绝险……”。选手队“杜庆祥沿边进，于敬纯（选手队）乘机向北平门前便射，及王雍劼（选手队）奔之，已不能之。由周声仁（选手队）踢角球，不偏不倚适落门下，萧涤非（北平队）踢出……”。这次比赛，以萧涤非为代表的北平队以二比一战胜天津选手队，取得华北分区比赛权。萧涤非又率队过关斩将，一举夺冠。一时间，萧涤非名字传遍华北，成为轰动一时的体育新闻人物。北平报纸刊载的体育消息中，常会出现他的名字。1935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记载着这样的文字：“萧涤非，为华北著名足球健将。”

1933年，萧涤非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萧涤非进入山大，自然加入了山东大学足球队。连续三年比赛，他作为主力队员参加比赛，率队三战三捷，摘取青岛市足球比赛桂冠。后来，萧涤非在回忆之段往事时间写道：“我27岁来到山大，因为在足球场上有点小名气，当时体育教师宋君复不放过我了……，青岛的足球场上还有我的汗水。我不但教书，还当了个义务的足球‘教练员’”。直到1979年，七十多岁高龄的他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还有人请他介绍踢足球的经验。

他乡悦迟暮，不敢废诗篇

1971年底，郭沫若出版了晚年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郭书中还有数处直接批评萧涤非，郭的观点引起广泛争议，由于其官方身份，萧涤非受到很大的学术压力。为此，他曾发誓不再谈杜诗。

郭沫若谢世后，萧涤非于1979年第3期的《文史哲》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对此事进行正面回应，反响热烈。萧涤非文章全部限于学术探讨，且其胸怀令人赞佩。他说：“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的这次抑杜，不过是他自己在翻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

此时，他已毅然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承担《杜甫全集》的主编和校注工作，他在词《满江红·心声》中写道，“莫道书生无壮志,从来老骥羞伏杨。誓都将心血付“ 村夫’，杜陇集”。满怀壮志的他正要前往鲁、豫、陕、甘、川、赣等地，重走杜甫路，这一切，都记录在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中。

编写《杜注》的担子很重，光是收集和阅读各种杜集研究资料，校注组就花去了6年时间。他们穷尽可能地收集有关杜甫的古籍版本。北京、上海、南京等十多个省市和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都被他们不止一次地光顾过。

编写者之一张忠纲回忆，当年他们几个年轻气盛的大学教师，经常不得不“求人走后门”。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发现一个海内孤本，但图书馆不准外借和看原书，只能看显微胶卷。他们只好求人翻拍出来，又找到新华社的熟人，用刚从日本进口的设备放大出来再看。

一张边缘破烂的发黄书单至今还存放在山东大学。用浆糊黏起来的白纸上印着不同版本的书名，每本书还被编上了序号，一共排了200个号。校注的人就依照这个顺序找书目，一本本地对比各个杜诗集版本，找到诗句里的“异文”，这就是“校”；再筛选、集纳前人的注释和评论，也就是所谓的“注释”和“集评”。

电子时代还没到来之前，摘录资料和写稿，只能靠最原始的手书。他们先将资料抄写在卡片上，再在专门印制的单页500字的田字格稿纸上“爬格子”。

萧涤非经常跟注杜的几位年轻学者说：“尽管工作很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儿。”

山大南路20号，三号宿舍1单元301室，是萧涤非在山大最后的寓所。1991年，85岁高龄的他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还在不停地审阅校注的样稿。曾为山大中文系副主任的董治安回忆，“黄兼芬老师（萧涤非的妻子）去世那年的农历岁末，我与妻子去探望萧师。先生拥被半躺在床上，戴一顶棉帽。他拉了拉我的手，要我们坐近些。他指着自己说：‘这心里不好受。’我想，他应该是想起了黄先生。萧师85周岁长归道山，时距黄先生辞世，仅一年零九个月。”

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辞心血活莓苔

萧涤非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以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教师，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文革”前，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并辅导了不少进修教师，研究生和留学生，并应聘参加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审。他那满腔的教学热情和认真的治学态度，向为学生所称道。他在教学上诲人不倦，一丝不苟。在整个山东大学有口皆碑。他曾说：“如果一堂课失败了，我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如果在课堂上发现有同学的瞌睡，我会感到内疚，因为自己讲得不好，”正如他在为廖仲安先生所撰写《反刍集》一书题辞中的赠诗所云：“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辞心血活莓苔。”

以下是他的学生郭同文（现青岛大学教授）所写《1954年,萧涤非青岛秋夜谈杜诗》中的一段。

这时，窗外传来阵阵风雨声，萧先生望望窗外说:“同是一个雨，杜甫在诗中有时表现了喜，有时表现了忧。在《兵车行》中写的‘天阴雨湿’衬托了悲愁、凄凉；《春夜喜雨》中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则表现了无限的喜悦，是对贵似油的春雨的歌颂。在《赠卫八处士》中，写‘夜雨剪春韭’，表现夜雨带来的美好景象和雨中剪春韭的欢乐场面。在《洗兵马》一诗中，他写了‘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的诗句，描写了农民珍惜春雨而忙春种的场景，表现了对人民生计的无限关怀!下了大雨，即使自己的茅屋漏了，只要对庄稼、对农民有利，他仍然十分高兴，‘敢辞茅屋漏，已喜黍豆高’(《大雨》)；但大雨成灾时，他却十分恼怒，在《九月九日寄岑参》中写道:‘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当天旱时，他同样为农民担忧，在《夏日叹》中写道:‘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杜甫在贫苦生活体验中，加深了对人民的感情，当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他提出了这样的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王安石在《子美画像》中盛赞道:‘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杜甫写对风雨的喜与忧，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一脉相承地表现了这位伟大人民诗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萧先生停顿了一下又说:“当然杜诗不仅思想性强，而且艺术性高。这样高的艺术成就的取得与他写诗苦用心境是分不开的，那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越老越苦用心，他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老去渐于诗律细’。他是在公元770年病逝的，在离世之前，‘自知不久将殁’，还奋力写了《风疾舟中》长篇排律诗，这是诗圣的绝笔!”

2006年11月25日，在萧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会上，臧乐源将萧先生所写的纪念张自忠将军的诗稍作改写，当众大声诵读纪念萧先生。

碧血荐轩皇，丹心贯昊苍。

先生原不死，万古姓名香。

文 / 姜松尚

编辑 / 文宇

责任编辑 / 黄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