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杂志是1951年5月创刊的，最初是同人刊物，没有专职人员，由文史两系的教师兼任编辑，并由当时历史系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两位工人兼管后勤工作。当时这些热心的同志们都不懂出版发行等业务，第一期出版了，既然没有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我们如何把它们卖出去？只好采用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们寄出，请他们代售，这当然不是办法，连累了朋友，许多是他们自己拿钱买下，把钱给我们寄来。我记得郑鹤声先生对我说，这不是办法，他的朋友来信说这办法太原始了。

我们也没有经费，只是每人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印刷费，还要付稿费，刊物销路打不开，赔钱，到1952年，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又不能停刊，这时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拨给我们2000万元（新币2000元）我们得以闯过难关，办下来了。1953年后，打开销路，到1956年我们已经有上万元的盈余了。

虽然是同人刊物，也是在党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逐渐壮大起来的。当时的“同人”热情高极了，一同跑印刷所去校稿，一切杂务都由“同人”办理，没有报酬，而且要拿出线来付印刷费与稿酬。目标是:

（1）办好刊物，繁荣学术；（2）培养学术人才；（3）发现学术人才。

（杨向奎）

我们的目的后来慢慢达到了。《文史哲》曾发起多次学术辩论，而且通过辩论发现了许多年轻有为的人才，现在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了，这不需要我列举。

刊物的编者如同伯乐，在万马奔腾中能够识别良驹不是容易的事，绝不能以名取稿而要在平凡中发现珍奇，1952年来稿多了，初选稿的要有识别人才的能力，无名氏的来稿也许还有缺点，不成熟，但它如果蕴含着一丝一毫的光芒，要采用它，这毫末的光芒可以蔚为奇观，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它而任其消灭。

我们不必列举早期《文史哲》的辛勤培育者，但对几位逝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华岗校长，自始至终是《文史哲》的培育者，他后来是社长更是责无旁贷了，当时是童书业教授、卢振华教授、刘泮溪副教授和韩长经讲师，也都是这一刊物的爱护者。卢振华教授曾经为这一刊物到北京求援，跑邮局，跑印刷所，他都是积极参与者。陆侃如、冯沅君两教授的大作，更为《文史哲》添加了光彩。

1955年以后来了专职编辑季楚书同志，这时《文史哲》的销路稳定了，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基础巩固了，又出版了几本专题论文集，这是一种好做法，我想《文史哲》还可以做下去。

《文史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早期在历史学方面比较活跃，比如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土地制度问题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曾展开过讨论。接着对于《红楼梦》的讨论更引起一番全国性的论争，在哲学史上也曾发表过引人注意的文章，后来《文史哲》的编辑说，很少这样轰动一时的文章了。但我以为《文史哲》还是有好文章的，几篇杜甫的文章，都有光芒，而且最近有关《聊斋志异》的文章也具有特色。大家因为厌恶“影射史学”而有躲避理论探讨的倾向，考据文章多起来。《文史哲》还是应当理论探讨方面发挥作用，没有理论的文章是没有灵魂的。

社会科学的刊物如同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和支持，这种成果也就永远得不到检验的机会，结果会枯萎的，可以说刊物是培育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的繁荣。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一生办了许多种刊物，也造就了许多人才，如今顾先生作古了，但他的事业犹新，人们怀念他在培育人才方面的贡献，人们怀念他在开创学派方面的功劳。《文史哲》的创刊和顾先生不相干，但《文史哲》的早期编辑中有他的学生,这里面可以间接地看出他的影响。

1986年是《文史哲》创刊三十五周年，《文史哲》的编辑约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说:“‘三十而立’,《文史哲》已经创刊35周年，更加成熟了，它应该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事实正是如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史哲》和我国各项建设事业一样，逐渐摆脱“左”的影响，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文史哲》同志告诉我，这几年学术出刊滞销，订数大幅度下降，但《文史哲》的订数却一直稳定在2.5万份左右，发行量居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首，在一般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中也是上游。发行量不是衡量一个刊物办得好坏的唯一标准，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至少它可以说明在读者中的影响，最近几年《文史哲》在海外的影响已在不断扩大，发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少海外学者主动向《文史哲》投稿， 《文史哲》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海外学者的文章，对促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末了，我祝《文史哲》繁荣昌盛。

文章内容来自于《悠悠岁月桃李情》

图片来自于网络

作者：杨向奎

编辑 / 徐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