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论坛大会主题演讲:多元信仰与共同伦理
编辑:     发布时间: 2014-06-27

主题:大会主题演讲:多元信仰与共同伦理

时间:2014521日上午830-1200

地点:山东大学知新楼A0312报告厅

速录师:赵纳、孙静

[汝信]:今天论坛的组委会要我来主持今天上午的演讲会,感到非常荣幸。今天上午的第一届演讲会的讲演人一共有五位,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非常有影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我想关于他们的情况在座的各位都已经了解了,用不到我多介绍。现在我们就开始讲演,因为时间的关系,每一位讲演人希望能在20分钟之内结束。第一位讲演者,我们请许嘉璐教授,也是我们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主席,来作第一次主题的讲演,有请许嘉璐教授。

[许嘉璐]:谢谢汝信先生。这样一个重要的论坛、重要的演讲会,让我第一个讲,那是让我战战兢兢。但是,汝信先生特别说明我是尼山论坛组委会的主席,这个帽子就像《西游记》里神话故事中那个的出家人用的钵,一下扔出去把我扣下来,我就跑不掉了,只好讲。

今天我向大家讨教的发言题目是:危机•期盼•伦理•责任,副标题是构建人类共同新伦理。为了节省时间,按照主席要求的20分钟之内结束,我就不展开读我的草稿,请大家批评指教。

当前人类陷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如此广泛的、深刻的危机,地球上的每个地区和国家几乎都无法幸免,所有的人都将是危机的牺牲品。各国的智者、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多年来为缓解和解除这些危机提出过无数的建议、计划、技术和模型。但是,就在人们焦虑、呼吁,希望挽救人类文明找到光明前途的同时,造成危机的种种恶性和劣迹并没有丝毫收敛和消减的迹象,甚至可以认为,从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情况更为严重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主要不在于技术发明,不在于管理模式,不在于技术创新。虽然这些举措都是很重要的,也不在于种种协议仅仅停留在口头而无实惠上,而在于无法制止道德和价值的扭曲,在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章程》上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固毋须人之思想中驻其保卫和平的屏障。我想,这里的“战争”一词指的是人类危机在层层积累之后最终爆发的极端形势。人之思想之所指,我想用美国过程哲学家密西根•威古(音)的斯蒂文劳尔(音)的一段话,我认为他的话可以被视为是对于人之思想的解读。他说,现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沉迷于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和对消费主义的过渡迷恋,导致意识形态僵局的、不成熟的把凡事都绝对化的倾向。最大的问题是高分贝的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贬低我们的人性。怎么样驻起保卫和平的屏障,怎么样医治怎样侵蚀全球的疾病。就像近些年在世界各地已经出现的,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各个民族正在回归古老的传统,重新回忆和温习轴心时代伟人们的教诲,反思民族的既往,认清民族群体和自身所处的位置,思考建立现代的、不同信仰下的共同道德规范。

这恐怕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唯一药方,日本哲学家山斜石直(音)The now the morhaker(音),把这种共同道德规范称之为“公共善恶伦理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是长期的、艰难的,因为需要全世界形成广泛的共识,尤其需要不同信仰、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决策者们具有相当程度的超越和信仰、超越了政治共识,找到异中之同,发挥他们特有的影响功能。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痴迷过深,其背后常常隐伏着垄断寡头和超级富豪组成的真正决策力量。即使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焦虑、呼吁和抗议并不是毫无成效,尤其是各国智者的声音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最终,形成数十亿人倾向的大势,因为我们所坚持的是人类的良知,是社会和历史的规律,是人心之所向。为此,应该引起不同信仰对伦理重建这一最紧迫、最核心、最引起共识的问题的重视,形成一个面向当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寻求不同信仰下的伦理之同的遍及五大洲的潮流。

就信仰而言,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着眼于不同信仰的基点,第一时间可能是对立的,例如有神论之于无神论,一神信仰之于多神信仰、天起神论与自然神论,但是两个世纪以来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和神学已经用丰富的成果告诉我们,即使是对立的双方彼此也有相通之处。严肃的神学历史学家也已经揭示了从古到今的无论例证。同时,如果追寻到人类童年时候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信仰之所以出现,因缘几乎是相同的。这就是要解决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由此而生的一系列困惑。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我是从哪里来的?将走向哪里?我是谁?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这类问题其实就是宇宙观、社会观和价值观。

信仰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信仰的本质和规律所决定的,因而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对人们的信仰横加干涉,或者强逼他们皈依某种宗教,更不应该因为信仰不同,或以信仰为借口而对他者动用野蛮手段。从另一方面讲,不同信仰间应该并且可以避免发生冲突,关键是需要大家认可彼此应该通过对话协商、促进相互的了解,寻找共性,消除隔阂和误解。

研究人类危机的种种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解开人类就终极关怀所存在的困惑,这涉及到几乎物质科学、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但是,在寻找危机中的人类出路这样一个极其复杂、艰难问题时,后者有着独特的伟大的职责。正如俄国当代哲学家尼古拉•奥美•理卿可(音)所说,哲学可以扮演人类灵魂治疗师的角色,使人类救赎的一项条件。而当前,最为紧迫、最为可行的是越过信仰的鸿沟,探索各民族的伦理是否具有共同性,以及共同性之中的个性如何保存。因为,就像罗素所说,世界越拥挤,规范就变得越必要,这是令人遗撼的事。世界的规范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人类的共同伦理。伦理的共性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即使由于人类的恐惧和困惑是相通的,也是因为人不例外地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交叉点上。因而所有不同信仰的伦理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相同或相通之处。正是因为伦理的这一特性,所以欧洲的伟大哲学家们三百多年前已经关注到应该与不同信仰下的伦理进行交流并相融。

例如,从莱布尼茨到罗素,都对中国人的伦理称赞有加,罗素曾经到过中国,并且居住了将近一年。而莱布尼茨只是与到中国来的传教人士的通信,搜集有关中国的材料来了解中国。而且他知道,中国人的信仰和欧洲人,和他的同胞有着极大的差异。例如,对善和神的理解就很不相同,他之注意并欣赏中国伦理,恐怕和他的单子论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很可惜,后来,黑格尔完全抛开了莱布尼茨,从这点上罗素正确地抛弃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即欧洲发现了中国。

这两件事不能不令人深思,400年前和将近100年前的两位哲人,能提出不同信仰下的人民在伦理方面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学习,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站在时代的前沿,基于自己的哲学理念,为了人类的和睦与社会的幸福、进步,因而把目光转向东方,胸怀和胆略远远超过他们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政治家和政治学家。

伦理,除了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存在共性,当然还有着各自的特性。敌我之间,不但内涵、外延有所差异,而且对社会成员约束的程度、伦理的传承渠道和方法,在历史长河中衍变的情况都很大的不同。但是各自的特性并不会阻碍我们寻求共性以形成现代的共同伦理。各个民族伦理有着同类型的源头:一个是宗教或者信仰,一个是在宗教和环境双重影响和制约下所形成的习惯和风俗。其原始和终级的指向都是为了协调身与心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目的,是使自己和社会其他成员生活稳定、安全和幸福,使种族可以延续下去,这本身就是人类的宿命。

史坎•莱斯贝尔斯(音)所说的轴心时代的几位伟人对当时人们的劝说,都没有离开善和爱,只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用了不同的词语,例如在孔子那里更多的是用“仁”,而佛陀用的是“慈悲”,用中国人的理念我们的爱和善,应该并且可以广延到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中也包含着他们对人类的爱和善。在这点上,似乎我们又和莱布尼茨、释迦牟尼非常相近。于是中国人的伦理系统和网络就形成了。用这个道理去关照希伯来文化中的十戒、伊斯兰教的七戒、佛教的五戒、二十五戒等等,以及儒家的“礼”和对修身的种种提示和要求。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些堂兄弟的面庞,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早已和轴心时代有了极大差异。即使和莱布尼茨甚至罗素时代比照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姑且抛开学术界半个世纪一带围绕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这些概念的争论,只看看在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所谓现代形态和人类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人类急需建立起以平等、尊重、和平、友爱、共同富裕、保障权利、环境友好等为基础的人类新伦理。这一伦理的最终目的很简单,我幸福,你幸福,他幸福,大家都幸福。还是罗素说得好,如果世界要从目前濒临毁灭的状态脱颖而出,那么新的思考、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新限制,是必须要有的。这一新限制就是我们在探求的人类新伦理。

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文明多元化的客观事实,他体现了文明的本质。多元意味着各种文明始终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使我们接受文化多样性这一概念,也应该给予科学的定义,阐明这个概念将在多样文化中有一个预设为其他优秀者,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这种文化被山田直斯(音)先生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概念我们必须制止。山田直斯(音)先生就此写到,事实上不是文明,而是忽视文明引起了相互间的冲突。的确,文明多元化起码包含着对任何文明都同样重视,彼此平等、承认、尊重、包容。请容许我用包容这个词,而不用宽容,因为在我看来,宽容还仍然带着恩赐的色彩。通过这个进而了解、理解,从对方那里发现自己所缺的东西,于是,欣赏之、学习之、充实改善自己,因而也丰富了世界。在这一可能非常漫长的旅程中,显然各国的智者承担着特别沉重的责任。一方面需要用学术的工具、方式、话语和智慧,回答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难题,并把我们的声音传播看来。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与各种违背人类持续生存、繁衍、发展所需相悖的所谓理论进行博弈。从来未经论证的民族优越论,特定民族中心论,以及300多年来统治着人类头脑的不成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绝对化的思维习惯,看成是实现真正的正义的障碍。无须论证,智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对今天的世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自上个世纪末在世界各地,人文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神学家、自然科学家,就人类的未来如何摆脱现代的恶梦,已经举行了许多次对话,引起了全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现在似乎到了应该把这类的对话推向更加深入层面的时候了,我设想今后我们可不可以相互地聚焦于如何建构人类共同新伦理这一点进行对话。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人类共同新伦理包含的内容和他的标志性的概念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由此再逐步深入到解答这样的问题,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进步、发达以及个体、家庭、族群的安全、幸福的内容、标准和指数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测定才是真正科学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对话将提供给人们一个另类的思考角度,不再以抽象的自由、人权、民主、概念为标记,不再以国家和地区的GDP、个人、家庭和族群所拥有的财富作为评价的主要的或唯一的标准和指数。至少应该把社会内外部关系,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个体的身与心的关系纳入衡量的范围。而且,这些项目的权重应该远远超过经济方面的指数。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不一,标准和指数也相应有所不同,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评价标准和指数中,已经包含了人类共同新伦理的主要内容。我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把用财富衡量社会和个人当做主要和唯一的标准,是工业革命以后,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产物,也就是现代性在社会层面的具体显现。

我们对启蒙思想、信仰、知识、语言和真理的反思,固然是对造成现实危机的祸根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给公众提供的只是信仰和伦理的概念、分析和论证,没有可供更多的人可以看见、可以懂得、可以把握、可以参与,并且和自己的切身感受一致的公共目标,也就很难动员身受其害的无数人民,当然,也就很难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决策者,从而刹住人类快速滑向万丈深渊的列车,也就更加困难。

在构建人类共同新伦理的伟大事业中,中华文化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以为己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符合大自然和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正好补充现代性的缺口,改正现代化所带来的荒谬。

尼山论坛的全体人员会或者全中国的学人一起十分愿意为了这一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谢谢各位!

[汝信]:感谢许嘉璐教授刚才所作的非常精彩而深刻的讲演,我想他的话也是说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心里话,再次感谢许嘉璐教授精彩的讲演。下一位讲演者是美国著名的世界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

[威廉•恩道尔]: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山东大学,来到中国,我要感谢许教授,也要感谢尼山论坛的组委会邀请我来这儿作演讲。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就不再读我的发言稿,而是做一些观点的总结,就是我从我作为经济学家的角度,从作为一个37年的地缘政治研究学者的角度,来谈一谈现在的世界情况,以及我们怎么样寻找一些另类的方式解救我们的世界。

我认为在今后的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和世界都会遇到挑战和危机,这些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些危机当中,目前我认为我们的这种道德的能力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比以前更加有意识地去了解到。从道德层面来说作为人类要改变目前这样一种动态的话,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能力。现在的动态就是有战争、有恐惧,以及无法名状的这种损坏。

我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以及地缘政治的研究者,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纪元结束的时候了,这个纪元是从14世纪15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英国在17世纪的工业革命,我们看到了世界的重心从英帝国转向了一个崛起的非正式的帝国——美国。这是在1914-1945年之间实现这样的转移,中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解决了哪个帝国将会成为英帝国的继承者,也就是美国。

这样一个时代的结束,在1990年的时候,有些人曾经说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寡头帝国的崛起,因为当时这个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所以美国成为寡头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在不过是过了20年的时间,在当时的这种华盛顿感到的胜利主义,认为自己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样一个胜利主义20年之后,我们发现美国现在内部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一些智囊对于局势的回应也越来越变得用战争、侵略其他文化的方式来实现了。就包括在阿富汗的战争,这个战争本来是要打击恐怖主义的,但最后成为打击塔利班政府的战争了。因为塔利班不愿意交出本拉登,这个战争几个月之后又变成了伊拉克的战争。伊拉克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产油国,最后我们发现这场战争的基础是谎言和美国政府的一些错误决定。几年之后我们又开始进行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实际上对于阿拉伯的人来说,很多人不认为他是一个春天,而是一系列的冬天和死亡。利比亚的稳定被破坏,卡扎非被摧毁,他们在叙利亚的生活、文化被破坏,埃及、印尼一个接着一个都被破坏。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文明社会被破坏,就是乌克兰。

到底所有的这些破坏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结论是说为了把不和谐传播给世界。而且我认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地缘政治目的,就是一些非常有权力的国家,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认为他们的这样一种统治地位会受到挑战,会受到一个有活力的、崛起的欧亚经济体的挑战。

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总统安全顾问,他写过一本数叫《大棋局》,对美国霸权的最大挑战就在于欧亚国家的崛起,在欧亚国家就包括俄罗斯、中国、中亚的一些共和国。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一个经济的复兴,他们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市场潜力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布热津斯基暗示的就是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从1997年以后就是要防止一个统一欧亚经济体的实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日益军事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后果,或者说北约的外交政策的后果。事实上实现了布热津斯基所避免出现的一个地缘政治现象,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某些中亚经济包括伊朗的更加紧密的同盟。有时我把他叫铁三角,他们建立了一个日益独立于美元体系的经济体系,我们知道美元体系是1944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设立起来的。

中国的主席最近宣称也就是所谓的新的经济秩序,比如通过高铁在欧亚大陆所连接的这样一些体系,这样一些连接有可能会通过网络让欧盟的一些港口或者重要经济中心,通过俄罗斯的高铁能够很快地跟中国相连接。这样一种经济体系,我自己生活在美国,欧洲在经济上是即将死亡的经济体,日益衰落。而美国实际上也是经济上日益死亡的一个民族,当然有很多的具体的理由,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述他。在我的几本书当中都有具体的描述,大家感兴趣可以去阅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趋势和流程,这件事情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发生,而是会经过三四十年的时间逐渐成为现实。

但是,一个有可能在欧亚大陆崛起的新的经济体系,我想一方面对人类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人类可以跟以前不同的方式创造未来。与此同时,对于现状最大的挑战,特别是现有的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上这些主导势力,当然也包括了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后所建立起以美国为主的世界体系而构成最大的挑战。

现在的情况就是避免中国和俄罗斯的更紧密的同盟,这两大强国如果在一起的话,他们可以以一种和平、和谐的方式在一起共处,这在斯大林和毛主席时代不能做到的一种和谐共处。这样一种和谐共处可能会基于公正和公平来创建一种合作关系。如果这种现象出现的话,全世界有可能比我们现有的世界秩序会好一些。

在西方这些国家的某些回应是非常清晰的,他们的答复就是利用日本的安倍政府来妖魔化中国,通过钓鱼岛或者其他小岛的领土纠纷,一些没有人住的这些小岛来妖魔化中国。通过挑起中国和日本历史性的一些矛盾,包括中国和越南、中国和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也包括澳大利亚的小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建立所谓的导弹防御,包括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导弹防御体系,基本上就是要针对中国的导弹体系,如果在这些国家之间出现冲突的话。同样的事,在过去几年,包括最近几个月,西方媒体不断地妖魔化俄罗斯政府。美国国防部在俄罗斯周围安插了像捷克、波兰、保加利亚以及土耳其的亲西方政府,可以说这些政府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反导弹防御系统,非常具有敌意的反导弹系统,其实并不是防御,据我们所了解是最具有攻击行的导弹系统。因为他能够从50年代以来有可能会导致核战争。所以他有可能建立美国针对俄罗斯的优势,而这种核优势理论上是能够避免所谓的核冲突,事实上也可能会导致之间的核战争。

我们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时代,对于整个人类而言,这点我们要坚信,这件事是毫无质疑。所谓民主的战争,在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像利比亚、叙利亚以及现在的乌克兰。这些战争并不是真正为民主而战斗的战争,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事实上是奥威尔式的世界,比如像孟山都所生产的转基因产品,告诉我们这些种子有可能对人类的饥饿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并非如此。据说这些疫苗可以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但事实也并非如此能够解决人类疾病和健康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全球的金融体系,这些信用违约到期以及他的金融衍生品号称能够化解全球的金融危险,事实我们都知道,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都看到了,并非真正的金融风险的解决方案或化解方案。我刚才也提到所谓为民主、民意战争,不管是在阿富汗、伊拉克、还是乌克兰,也并非取代暴政的方法。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他实际上是用一种不可言状的摧毁来起到了所谓的他号称取代的暴政要好的多。

在我看来,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理念和理论。但是,今天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只要有一个强国拥有几乎垄断的,对于世界上武力使用几乎垄断,就没有办法多级。五角大楼号称拥有全系列的垄断和支配,美国的五角大楼认为美国的武武力应该控制美国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海上、所有的防空实力、空中的武力、以及太空的武力、以及其他的空间。我们看到,随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和五角大楼的电子战争部门,还要控制所有的电子世界,也就是说控制世界上每一个空间上的事情。

我认为这样一个使命实际上那些盲目的、自信的人们一个幻想,对他们无所不能实力的自以为是,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每天的军事预算花费要超过下面40个国家军事支出的综合。一个美国将军退休之后之后说我们在跟谁竞争呢?是跟自己竞争吗?国家给我我们花了那么钱。这种经费的支持、这种形势毫无疑问不是去实现和谐和稳定。他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这样一种概念号称要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口号之下来推动全球化,实际上没有带来真正的和谐,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知道是在1980年乌拉圭回合部长谈判之后形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他建立了一个能够制定规则的机构,事实上能够将贸易的规则强加给更加虚弱的国家,而这个规则主要是一些强势国家所制定的,包括美国、欧盟和其他几个强国。

很有趣的是,中国经济不断地增长,特别是他加入世贸组织以后,90年代中期以来,在这种现象之下,美国经历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前所未有的衰落,包括他的科技,技术方面的产业都在衰退。与此同时,美国50年前认为自己是很强大的工业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现实,现在美国的工业已经彻底衰落。几乎美国目前买的所有设备,不管是电子设备设置是一些军事方面敏感的设备都是在中国的工人所制造、生产的。因为生产这些产品的美国公司都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将这些产品的生产外包给了中国,为了能够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比如中国,因为他们的支付水平,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很多。在80年代,这种廉价劳动力主要是从拉丁美洲,原材料是从非洲来汲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这个流程,大概在70年代中国是无法支付的债务去推动这个流程,然后就导致了金融危机。就我来看,你可以考虑目前的这种金融危机,在20073月份开始,逐渐地向全球扩展,到20089月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美国财政部主导、主动让雷曼兄弟破产到达高峰。

这样一个金融危机,与中国的趋势同时发生,这个趋势就是中国劳动力特别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上涨,这样西方国家也会面临利润逐渐压缩,因为中国工人的成本上涨。自2008年以来,我们说世界金融到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候,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不仅是在美国的历史或者欧洲的历史上,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这一危机现在还没有完全化解,美联储、世界央行不断地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来QE1QE2,现在还不够,继续印超,就是QE3QE4不断地印钞去化解危机。央行把联邦政府的长期债务购买,也就是说继续鼓励政府去购买超过1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样的话能够让高负债的华尔街的银行能够继续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大量的利润。实际上美国真正的这些电网、基础设施、水处理、其他的公路,这些基础设施日益糟糕下去,没有取得任何的改进。这毫无疑问,对美国人民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对欧盟人民也并不是好的状态。当然,对于其他人类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状况。

有些富人、非常有权势的精英,有一些大家可能也非常熟悉,他们建立了一个共同体,2010年,比尔盖茨几个朋友建了一个排他性的亿万富豪的俱乐部,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过多,这是他们的一个诊断。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应对他们日益下降的影响,是鼓励战争,鼓励任何形式、各种形式的战争,最好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来开展,这样能够重新去扭转目前权力的趋势,也就是目前这种从大西洋向亚洲所转换的实力。我想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神经分裂,某些欧盟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受到其他的斗争,以及文化的影响,他们仍然对大西洋的紧密,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同时也认识到经济的中心不在大西洋了,已经到了太平洋或亚洲转移。欧洲认识到他的未来一定是在向东,向中东、中亚、俄罗斯、中国发展,他们情感上仍然寄予美国和大西洋。

另外,欧盟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对于人类和谐和稳定的时代。我们有潜力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想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目前非常黑暗的世界文明的现状之下,2014年这样一个糟糕的现状,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徒生皇帝新装的故事,孩子们喊皇帝实际上没有穿衣服,我想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对于整个世纪而言,能够说出这样一个真相,皇帝其实并没有穿衣服,只是能够将有权势的人,手中统治世界的权力拿出来,喊出他们没有穿衣服只是第一步。像尼山论坛这样一些机构,我们要有这样的道德勇气说出真相,来确认找出目前世界不和谐的真正根源和原因。这样的话,一些不和谐就不会被某些人化装成比如民主、人权、自由等等,会导致世界的恐惧以及人类的悲哀和破坏。

当我们照亮这些黑色的角落之后,这种貌似不可战胜的有权势的人们,就像皇帝一样,一旦被戳穿没有穿衣服,他们的势力和权力就会削弱。因为我坚信,我们这个星球上的70亿人之中至少6999亿的人们都希望过一种和平和和谐的、体面的生活,我们不希望缺乏各种共性,都希望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丽的世界。只有很少很少这个星球的有权势的人们,就像安德森(音)爵士之前所说的。权力是一种腐败,绝对权力是绝对腐败,只有一小撮人们他们执迷于权力。所以最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据我管观察四个词,这个词很少正确地使用,那就是爱。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情感那就是爱,并且一种人类宝贵和神圣的感情就是爱。不管怎么说,不管是穆斯林、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还是儒教的信仰者,还是无神论者,我们都是同样神圣力量的创建者。

作为人类,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重新来发现,我们应当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起这样一种桥梁,这种桥梁将把我们作为人类导向共同的宗教、导向共同的未来。同时我们也看到,对于这样原教职主义的伊斯兰教,像伊拉克还有梵蒂冈,他们之间通常会有一种争论,我的神比你的神要更大,要更高。我想在未来,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信仰同一个上帝,同一个神。我们觉得对于爱来说,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我们之间的区别,而是希望能够在不同中寻找更多的共同伦理,尤其是创造出这样一种伦理方面的和谐。

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

[汝信]:非常感谢刚才美国恩道尔先生所作的精彩讲演,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讲了当前世界所面临的军事、经济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讲了当前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危险,他最后引用了丹麦安德森童话里头讲的《皇帝的新衣》,我感觉这个事情是我非常富有深意,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对我们认识当前的世界形势非常有帮助。再一次谢谢恩道尔先生。

下一位讲演者是法国希拉克基金会秘书长瓦莱丽•戴哈诺娃女士,有请。

[瓦莱丽•戴哈诺娃]:大家早上好!我是瓦莱丽•戴哈诺娃,我来自于法国,主席先生、尼山论坛的主席许嘉璐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山东大学的各位师生:首先我想要感谢尼山论坛的主办方,我们也看到很多人都坐在这间屋子的第一排,非常感谢你们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美丽的山东省济南市舒适地住下来,同时参加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的论坛。我们知道,事实上我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感觉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因为我的英文并不是特别地好,而且我也是有口音的,我希望翻译能够不被我的口音所妨碍。

我知道有些时候人们经常产生于拯救世界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都是基于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文化和传统。我们看到希拉克总统成立了这样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最主要的目的是促进人类文化方面的和谐,我们不希望重复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之前的很多发言人,很多杰出的专家学者都提出过这些。我们看到人们之间紧张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加剧了,同时在各个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冲突也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人类都将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和冲突,就像恩道尔教授刚才所谈到的这样。我们一定要形成合力来确保我们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更加团结、更加有凝聚力的世界,我们必须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我们之间的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仰等等。

在今天,我们会讨论很多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把我们的这些思想传承到子孙后代。事实上,我们看到就像中国所证实的那样,我们的人类如果不解决现在所存在的种种深刻的危机,是否能够继续向前,是否在未来拥有一个光明的前景。现在也知道,文化变得越来越标准化,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危险,面临着很多的恶化和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星球的生存斗变成岌岌可危的问题。

事实上,仅仅是通过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需要能够更好地在未来的发展中秉承可持续这样一种理念。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与其他的文化实现和平的共存和共融。但是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承,这是人类长期以来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现在人们被共同的使命连接在了一起。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求同存异,必须要遵守彼此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更好地维护人类的尊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每一个人的权力,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将是具有无尚高等价值的使命。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维护人类文化的这样一个传承者,我在这里想要清楚地表明我的观点。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全球化,与此同时他也可以使我们在医疗以及减贫方面做出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他也危及到环境的平衡,同时也使很多的物种濒临灭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重新来考量这个问题。

在人们在很多方面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要考虑环境,要考虑到文化、文化的多元性。在这个时候必须在很多人类开展的项目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技术文明演进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要建立起一些非常好的工具,从而保护我们的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处理两个危机:一个就是自然的危机。我们知道现在自然资源正在日益枯竭,与此同时,自然灾害频发。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文化方面的危机,人们身份认同感,人们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也处于一种冲突的边缘。这些挑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在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要真正地可持续,我们要从人性,从人的文化中去寻求。

今天,我们要超越发展这个词,我们必须要回答很多的问题,把我们的语言化作行动,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他没有完全地重视人的努力,人的意义的话,那么这种发展又有何意义呢?正像希拉克基金会所倡导的那样,我们非常重视每一个人,单个的人所发挥的作用,每一个人都能够对这个星球贡献出美好、贡献出力量、贡献出成绩,这也是我们文化多元性的核心所在,我们也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存在,所有的生物都能够物有所值,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现人类大同,要实现整个宇宙和星球的和谐,不是一个不再可能实现的梦想,现在我们面临很多的危机,像全球变暖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性还有人类的文化和价值以及文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我们每天和每日都面临的最重要的情况,我们必须要直面这种现实。很多的任务现在必须要立刻解决。与此同时,我们的世界也希望能建立起一个新的和不同的沟通方式,因为我们有着很多不同点,但是这些不同点并非不可跨越。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的团结,这种团结也是动态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欲望重新的燃起,这种欲望有些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有些时候却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正像我们从过去历史中所得到的那样,我们需要精神层面的支持,文化是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也知道文化要随着其他文化的发展而相生、相异。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文化的持久创造性和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如何看待经济和生态之间这种发展的断层,如何更好地使文化传承下去。

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很多的例子,但是时间有限,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南美洲的这个亚马逊河流域,在那里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看到在那里过去曾经出现过乱砍乱伐的情况,现在增加森林的覆盖率又被重新提上了日程。我们知道气侯岌岌可危,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大规模的乱砍乱伐的活动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光是在南美,在中国也是一样,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在非洲、在欧洲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气侯的难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忽视的就是文化的多元性,我们不能够以子孙后代的福祉为代价来获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也不可能找另外的星球代替我们现在居住的星球——地球。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好地保存我们现在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任现在的情况加以持续,不管未来能迁徙到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这种做法、行为还有人类文化的演进方式不变的话,不管你迁徙到哪个星球去,其实所面临的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

人们、人类有很多的能力,但是现在我们仅仅是依靠资源来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机,来维持我们的生存。所以在未来一定要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通常人们在解读可持续发展的时候,都会用一些科技进步还有用技术方面的一些发展来进行阐释。我们知道,除了这些更好的水处理设施,除了建设更多的节能建设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问题。这些行动本身是不足够的,如果我们想要确保未来子孙后代生存的可持续性,就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行动,要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反思、去回顾,考虑到整个人类的经济及自然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携手找到一个共同的方法,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应该群策群力解决我们现在的基本需求方面的认知缺失。因为未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将日加严重。我们应当超越生存这样一个起点或者说起跑线,要越过这样一个现象看向更深远的地方,因此我非常地同意许嘉璐主席刚才所谈到的,我们应当考虑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同时要把他放到全球的大环境当中加以考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要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古老文明的存在,因为现在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必将担负起非常重要的责任。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并不一样,中国仅仅靠自己就可以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好,当然也可能是反向的作用。

我们在山东大学举行尼山论坛就是要突出这样的主题,就是你们是中国,你们能塑造出整个世界的未来。和平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资产,对于家庭、国家还有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中国深深地了解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战争的代价,这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冲突却是无所不在,刚才恩道尔博士也谈到了。事实上,每一分钟每一秒我们都有各种冲突和危机的发生,我们必须要携手前进,我们必须要以更加和谐、更加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困难。对于危险,对于恐惧,我们可以用对话来解决。

我们要知道和平总是可能的,比如说在欧洲。关于欧洲我并不像恩道尔教授这么悲观,我们发现事实上欧洲在过去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事实上显示出来非常大的和平潜力,这种秩序已经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国家的历史、人类良知的历史,我们就可以了解。事实上很多冲突都是有根源的,那就是恐惧、猜忌、悲观、憎恨、谴责等等,事实上都是事出有因。这就是为什么像尼山论坛这样的活动特别地重要。这里是伟大的孔夫子的诞生之地,我们在尼山论坛所推动的是文明之间持续不断地对话,而且将这种文明对话作为一种工具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大家应该更加地耐心地去听彼此的声音,更加地感到谦卑,要了解我们的和平得来不易,对话也不是易事。如果所有人都能够动用大家的智慧,而且能够将我们的智慧放在一起,可能我们一块可以实现一个正义、公平、和平的全球社会,而那才是我们的未来。

谢谢。

[汝信]:感谢瓦莱丽•戴哈诺娃女士作的非常精彩的讲演,她讲了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几种危险,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战争问题以及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保持文化跟文明的多样性的问题,讲得非常精彩,再次感谢戴哈诺娃,谢谢。非常感谢。

下一位讲演者是韩国首尔大学金光亿教授,我们欢迎。

[金光亿]:昨天晚上开幕式的时候我用英语讲很多国内人有点痛苦,所以今天早上我用汉语讲。而且没有时间了,我简单地说。

现在21世纪特别需要的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因为21世纪我们日本和中国达成了进步、发展、繁荣,另外一个我们很痛苦,社会伦理、道德还有人的伦理、道德都丧失。这是第一。第二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成立的时候,成立《宪章》上说:战争是源于人身,所以防止战争也是人的任务。

为什么会有战争呢?第一,就是从物质、误解而来。所以要强调文化和文化之间的理解、对话。现在还有很多文化上的,异文化之间的误解,我们很痛苦。另外一个,最近全世界大规模的推行一个全球化,这个也带来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用一些新的敌人,所以矛盾越来越大。第三个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这三个是我们现在21世纪为什么还有战争的原因。虽然我们享受繁荣、发展,但是还有另外的痛苦。

今天第三届尼山论坛主题是“不同的信仰下面共同伦理”,很重要、很有意义。但是如何推进宗教之间相互认可和尊重呢?当然是通过对话。我们已经很多次强调对话的意义,文化之间、异宗教之间的对话,为什么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呢?因为,第一我们都不熟悉其他文化。第二个我们还没有得到互相理解跟包容的能力,这个是个问题。

在这里我要提议:第一,我们应该建设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关注到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类社会里面的宗教信仰都谈到同一个价值,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互相之间理解呢?因为每一个地方时代脉络不一样。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出现的时候,给我们的是当个时代的脉络上给我们很重要的教义。但是现在我们来看新的科学技术,还有新的国家体制、新的国家理念,或者我们生活的lifetime都变了。所以宗教信仰的教义,包括新的生活给我们解释。这个我们应该考虑到。

简单地说,我们不仅是儒教、基督教、佛教,都谈仁爱、关怀、正义、公平、道德伦理、道德。但是现在21世纪,这个时间上,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仁爱、关怀。但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宗教、文化的本质跟表面上的差异,孔子说的“至诚文字也”所以文字兵变,然后擒之也。表面上的文和里面的字怎么契合。往往我们忘掉了时代性和空间性,所以解释上就会有很多错误。

第二,我们要了解宗教信仰的体系,我们应该把理解文化的概念,宗教也是文化的一个空间。异文化之间的了解,他们的文化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空间里面,我们要理解。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能力,都是我们自己民族历史、爱国主义而已,所以没有真正地了解对方。所以会有偏见,还是人理解异文化、异宗教的很多问题。

刚才我所说的时代的问题,还是宗教和环境的关系,这个环境不是指出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社会条件,还有历史背景等等。我们按照这种环境可以了解宗教。最主要的还是人和人的对话,谈宗教的时候,人和神的关系,但是我提议,现在我们叫人和人的对话。一系列的哲学家,像马汀•图博(音)他强调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他的一些对话,你跟我之间的对话,每一个人跟自己对话,这个没有成为一个共同的社会,所以你跟我的对话就是我们身处的不同相互间的差异和共同的过程和手段。这个对话不是互相交换意见而已,最重要对话是通过互相交流,我们交流感情、价值,感情倾诉、价值观互相交流,对话不是一元,是欣慰,还有惊喜。

下面我简单地介绍韩国的事情,可以说韩国多宗教社会或者多文化社会,以前都是韩国人同一个民族,而且同一个宗教,但是现在佛教、基督教、新教还有天主教、道教等等,很多很多宗教放在一起。在韩国的家庭里面,父亲是儒学者,母亲是新主教,老二去天主教,老三去佛教,但是家庭里面没有冲突、矛盾,整个社会里面也是没有冲突和矛盾。在韩国不算儒教是宗教,我们做的统计资料上,人口上38%是新教,25%是天主教,佛教是70%,已经超过100%。都是他们强调自己的,但是里面基本上都是儒教价值观、伦理道德观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儒教、新主教的基督教人,新主教的佛教人,都是这样。换句话说,可能是新佛教的儒学者,或者新基督教的儒学者,都是这样,这样我们可以混在一起,有的时候可能这样,韩国人对宗教没有一个特别的、彻底的标准。但不是这样,我们了解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了解韩国的历史。刚才我说的区间问题,还有韩国的朝鲜半岛,半岛里面的政策、经济等情况。通过这个时代还有长期的脉络,我们可以了解韩国人的宗教信仰,通过宗教信仰看韩国的文化。

我们都知道,佛教历史很长。唐代以前佛教已经从中国传到我们那里。还有宋代理学,还有儒教的传统也很长,还有18世纪的基督教。清明时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给我们一种希望,我们可以解放,但是解放之后,我们的国土、民族都分裂了,及韩国经济等等都破坏了。这种情况下就使得韩国成为全世界最贫困的。还有第三类国家。

这个对韩国人来说很痛苦,所以他们通过宗教、基督教或者佛教做一个安慰。特别从60年代开始,新教、基督教对韩国人有所影响,叫做一个西方性的现代化,还有经济发展。当时很多人变成基督教人,但是从1990年开始,过一段时间我们达成一个很好的经济发展、社会民族化。但是,现在很多人说虽然民族化很重要,物质生活条件很重要,但是物质生活条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就从经济发展,我们把人的本性扔掉,我们现在享受高级物质生活,但是你们很空虚。而且从来没有价值观,很多很多社会文化发生。一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道德伦理被破坏。我们都知道在韩国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发生了,远远没有认识到道德伦理的问题,不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他们都知道怎么运用科学技术,但是没有价值观。现在很多人以前他们觉得通过宗教实现自己的欲望,欲望是什么?社会的地位、经济发展,都是这样,上帝帮助我,提升社会地位。但是现在不是,他们通过信基督教、信佛教或者是儒学者,都是通过自己的信仰,一直要找的是什么?真正的人当做人意识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现在一种西方化,现代化里面还有很多人考虑到儒学的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21世纪需要儒学的伦理道德。

有一个体现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去佛教寺庙三天、四天。新基督教人或者天主教的神父,或者新教的牧师,他们都去佛教信仰,住三四天,这个是我们的the priest。在priest的时候我们自己的n衣服都脱了,都穿同一个衣服,还有吃同样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禅。虽然他们是基督教人、儒学者,通过佛教发现自己,通过这之间的过程,他们找到自己。以前是基督教人说在上帝的外面,但是通过这个priest发现上帝不是在外面,我自己的里面有,内部有。可以说道德的存在、道德伦理存在,不是在外面,在里面。

时间已经过了,我不能详细地介绍经验,但是现在很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人,他们总结这种经验,不是因为佛教里面,还有天主教,还有新基督教也有这样的文化活动。不管个人的宗教背景都可以去,天主教开的文化项目,还有新教的项目,现在韩国还有很多儒教书院,还有学校。这里面也是孔子那个时候所构建的那种儒教文化的传统,有很多这种活动。佛教信徒也参加儒教书院开展的活动,或者儒学者去天主教,天主教人去佛教。因为这样互相理解,都知道这是一样的,无论是基督教、佛教、新教都是一样的。刚才恩道尔教授非政府组织里面的运动里面都是很多不同的宗教领导人合作做很多对市民实惠的活动。我们应该考虑到并且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不是语言而已,行为、行动同样重要,而且我们要呼吁,通过行动我们可以做一个对话、了解。

谢谢。

[汝信]:感谢金教授,金教授是我们中国人的老朋友,对汉学也有很深的研究。刚才他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对话,宗教和宗教之间的对话,以韩国为具体的例子,也讲了各种不同宗教之间的包容。刚才金教授用汉语来发言,我用汉语来表示感谢,谢谢。这一届最后一位讲演的是卡兹教授,现在请卡兹教授来讲演。

[史蒂夫•卡兹]:大家早上好!我想感谢之前的发言人给了我90分钟时间来讲我的论文,但这实际上是个笑话。

我想说非常荣幸受到邀请参加这样一个非常杰出的论坛,我非常高兴,因为组织者们在设置议程的时候鼓励我,并对这个问题表达一个立场,而这个问题是我思考了几十年,这是什么问题呢?是否有可能维护一个道德立场,他要强调能够超越地方文化,从而应有一种全球性的道德准则。很明显,这个问题当会议组织者给我提出来之后,他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也就是说不同的背景,让人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拥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伦理,超越不同的文化界限和根界。情况并非如此的话,之前这样一个预先的假设,也就是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了,我想这是一个人们思考很久的问题。最近是涉及到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文化多元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就不够深刻,其实问题一直都很深刻。尽管这种对话推动人们的学术兴趣,同时也提出了涉及到人类到底是谁的核心问题,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和种族背景,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这对于今天所进行的对话,在尼山论坛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希望能够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能够保持一个积极的观点,有可能进行道德的评价。

我想讲两点,首先我充分认识到我在讲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照目前所展示的样子,不仅会导致一种怀疑性的道德虚无主义。由于目前寻找不同的规则,超越他通用的困难。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之下,这种可值得怀疑的立场,他也会导致一种相互有力的对话。这种情况下,一个文化得到的系统很深刻,并且通过跟另外一个文化和道德沟通之后,两者都会变得深刻有意义。

第二点,对于我们的政治是有意义的。通过某种怀疑论,在很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推动,只要他能够去挑战人们的政治和宗教上的教条。如果没有道德绝对的话,没有普世的道德规则的话,正如那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的话,就没有一种道德立场就可以号称是有先进的地位,从而让所有的道德决策去做出或者决定我们是否要遵循这样的搞得规则。这个标准可以让现有的道德和神学的观点产生多元化,也就是我们通常跟宽容所相关。今天早上谈得很好,容纳性,不仅是宽容,在这个领域是不能有任何的胁迫。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值得怀疑的重要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快速地接受道德相对主义,必须要进行跨文化的分析,我会提醒我们的观众、听众,作为对应,实际上我们的确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比如说对于哲学问题,我们是否是自由的或者确定的,或者是否有上帝。我们也许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们不可能说没有答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任何东西都可以吗?并非如此,这样是不对的,是有答案的。我们知识有限,不代表这个没有答案。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是有自由、有意志的,或者是绝对论的,不管我们说什么会化解这个本体论的情形,而这个本体论的情形跟我们的现状是相关的。我们不知道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不管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都不能改变上帝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不管存在还是不存贮,是独立于我们的观点的,是不取决、不以我们的观点而转移的。

当然,不管是我们有知识还是没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知道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没有客观的跨越文化的道德真理。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呢?毫无疑问有关不同文化的这种规则、法则,我们也许是将无知和本体论混为一体了。也许没有这样的道德真理,不管我们是否能证明他们是客观的,不管我们涉及到不同的哲学问题,他本身是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来回到这种讨论的核心,考虑到我们到这个问题的初步观点,我们再问一下,是否有跨越文化的道德规则能够去跨越文化的多元性,或者所有的道德真相都是相对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布拉格的斯大林主义,一些少数民族的理论目前是否是可以接受的道德立场呢?希特勒杀死那么多的犹太人,考虑到他通过种族重新界定道德是否是不可以谴责的呢?或者胡图屠杀在一百天之内屠杀了图西族几十万人,1994年的种族屠杀是否是合理或者是可以接受呢?因为本地的道德准则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自由的民主派可以批评斯大林主义呢?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批评第三帝国呢?这种通过注射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欧洲和中国人是否能批评他的屠杀呢?毫无疑问这些核心的问题我们是否会有一些标准,我们可以做出决定,有一个道德立场或者一个道德体系。由于他的结果是好的,所以他就必须要受到任何有伦理人的。

举个例子,我们是否可以允许奴役、奴隶制,他只是众多人的一部分或者可能性吗?要想强调现有的道德准则是超越界限的话,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鲜明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会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的人类,所有的社会都分享同样的情形,他会影响超越社会、超越世界的文化。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几乎所有的过去的努力去了解现实,这些文化规则都是毫无意义的。对我自己而言,以及我现在要说的话,可能一开始会被人误解是一种所谓西方的启蒙运动后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会强调理性,也就是所有的人类有能力进行逻辑分析、理论分析,实际上是一个有道理的假设,我们可以推出一个跨越文化的道德伦理准则。我们有能力去建立、修改、判断和拒绝某些道德的观点,即便有些宗教的背景,会让我们进行重估、拒绝、接受某些之前的宗教传统,即便宗教的观点需要超越性的权威,也无妨。这种传统,不管是神圣还是世俗的,他有自己基础和界限,他要去评估理性在他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做一种理性的自我强加的立场,没有一个宗教会去支持,比如说种族屠杀、奴役以及卖淫这样人类所共同拒绝的现实。

当我强调这种理性的观点之后,我想再提出三种结构性的观点能够推动我们的基础,他会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对话,推动基于跨越文化的这种伦理的道德准则。第一,来自于罗尔斯的观点,罗尔斯我们做伦理决策的时候,不管你的文化,也就是说在无知之目之前做出这样的观点,根据这样的原则带来逻辑性、伦理的规则,不管你是什么文化,什么性格,还是性别,你在无知之目之前做出的判断是希望有一个公正的结果。也就是说,你的这种原则是不会被你的利益所影响,会有分歧,因为你在无知之目做出假设。我想大家都很博学知识,有很多人对罗尔斯的立场做出批评,很多批评是有道理的,也有他的一些缺点,涉及到他的理论应该做出调整。也就是说,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去进行最基础的关于无知之目缺点的讨论。在罗尔斯著名的《正义论》出版的40年,还是有一定道理,通过这种全球普世性的理性、立场来说,我觉得是相一致的。这是第一点,理性不一定帮我们做出伦理的抉择,而且对于不理性做出一种防备、预防,不管超越文化规则。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某种做法用无知之目(音)来进行做出判断,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想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应该在没经他们的许可之下,被当作医学的试验对象,或者当做奴隶,没有人去为了别人的利益去受到痛苦,这是毫无疑问的,去独立任何的道德和文化准则。让他们要权力做出自己的决策,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条件,将不会决定哪些可以选择伦理的抉择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理性的原则,将会受到其他的一些做出道德抉择的补充。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有关理性的抉择我推出另外三个观点,在我的书上会提到,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识到在人们的道德探索之前,一个理性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好几个答案,而不是一个答案,这不是垄断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会考虑到某种政治、经济、宗教的一些多元性,这样就会产生多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所有的规则经过所谓的伦理、压力测试。第二点,我们应当以文化的角度来更好地理解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群类之间在理性方面的抉择,我们看到长久以来人们在这方面的争论是从来没有停息过的。在这里我不想用一些假设,我们认为人们以及他们所来自于的文化是彼此不相同的。但是这也是他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方面的一些决定性的因素。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并不使得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方面抉择自动地呈现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我们还看到很多跨文化的道德判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想法,也就是人们之间基于理性和伦理方面的对话是可能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事实上这种清晰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在我们的这种人类的理性还有伦理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完全地借用这种超越主义的想法来证实他们的存在。

理性是什么?什么可以不被称作是理性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非常谦虚或者是谦逊基础上的理性判断,这个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其他的这种伦理还有价值的考量,人们会通过对话以及妥协来解决冲突。在现在这个观点的要点,我想要重复我之前所谈到的三个主要的核心原则,在这里我想说,我们的理性是普世的、是全面的,我们对他要不断地进行评估,我们要对各种各样的道德价值和评判进行评估,这样一种说法立即遭到一种对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中找到这种说法。每一种这种宗教都认为自己是无谬误的,是完美的。作为一个经验主义的视角,我们认为在任何的一个所谓的传统里面,我也深刻地意识到,事实上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实用的想法来评判不同的宗教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对于佛教、犹太教、印度教,他们对于危机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的看法上,是有区别的。事实上大家有很多自己的这种戒律和想法。

我们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非常广泛的思想范畴中,每个宗教准确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宗教基于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他们对于自己的需求进行阐述或者解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来讨论我之前的出版物中所倡导的一些法则,以及人类历史上宗教的衍变和变化。在这里我想说,我们宗教的传统事实上很适用于一些道德哲学家,他们现在的一些理论基础。在他们进行理论的禅师方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理性和推理的敌人,尤其在我们现代一些为重要的宗教传统,他们非常愿意来讨论关于道德结果的一些相关情景变化。我们进行了很多实证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是关于道德判断的。这些道德判断是基于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像康瑞(音)是来自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她举出了一些相关的例子,她认为我们应当采取一些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方面的对话。她说现在在医院急诊室里面,比如有6个急诊的病人被带了进来,6个都是垂死的,但是有1个是病情最为严重的。那我们可以救这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把所有的医疗资源都用于这一个人的话,那么其他的人都会死。还有一种情景,你可以救其他的5个,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要完全忽视病情最为严重的人。现在我们看到对于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来说,我们面临的也是这样的情景。对于道德方面的评估和考量,我们到底是要就这个唯一的一个最危重的病人,还是救那1个人,是救1个人还是救其他的5个人,这是一个悖论。

有很多调查是基于年轻人的调查,在这里我也向大家提出这样的疑问,也就是从8岁到12岁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具有一些基于道德评判方面的良知,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能够理解善良和邪恶之间的本质性的差异,是不是能够理解双重效用所造成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在道德上是遭受非议的一些做法,但是在人自身的良知还有良心的基础上,却是说得过去的。

最后我想要建议也就是关于在道德方面的直觉问题,也是很多学者同意并且分享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社会性别、年龄、民族、种族以及教育的背景,事实上是对于他的价值判断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我想我们如果要进行富有成果的调查,一定是基于各种各样的不同模型基础上的调查,而很多实用主义的研究都是建议性的,因为他提出在核心的层面上人们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就是朝着正确的道德趋向去行动。

很多人都认为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值得鼓掌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很多伦理方面的担忧。比如说在近期会有一些新的证据、表征,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比如说第一个,人们天生或者本质上并不是道德方面的恶魔。第二点,我们应当有可能来进行富有成效的道德对话,不管人们是来自于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或者宗教背景。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这个结论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结论,我希望能够引起各位尊敬来宾的关注。在过去的几十年,从二战结束之后,我们国际社会能够开展跨文化以及跨政治背景的这种对话。我们看到对于这种全球性的种族屠杀,还有一些对于原住民和土著的杀戮已经不会再发生。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也更好地保护了人们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全球和所有的文化上达到道德和伦理上面的一致。谢谢。

[汝信]:谢谢卡兹教授,到现在为止讲演人的讲演到这里结束了,我想五位讲演人多次从不同的东西方文明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来阐明了今天的主题——多元的文化信仰和普遍的伦理的问题。我本人受到很大的教育,我相信这个也是在座的各位听众长久以来所期待的精彩报告会。

因为这个报告会时间开始就是比较晚了一点,所以现在超了一点时间,但是根据日程还有10分钟的茶歇。谢谢各位合作。

(茶歇)

[杨慧林]:好,我们开始第二节的讲演。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讲演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安乐哲先生,印度社会科学院院执行院长阿什•纳拉因•罗伊先生,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先生,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教授、东亚亚研究部主任倪培民先生。今天有一位俄国学者没有来,所以我们可以节省一些时间。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每个人只有10分钟的时间。昨天有一位很重要的客人要跟许嘉璐先生对话,因为飞机票的原因,导致对话没有进行,那这位尊贵的客人是谁呢?他是世界公众论坛主席弗雷德•达姆尔先生,我们有请他。

[弗雷德•达姆尔]:主席先生、徐主席、各位朋友、各位来宾们,我非常地荣幸有此机会来参加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我要表示抱歉,因为我本来应该在昨天进行开幕式的演讲,但是我的飞机没有到,因为各种原因,一方面是航空公司的原因,第二个方面是因为我在参加另外一个论坛,在一个柏林召开的欧洲俄罗斯论坛,大家可以想像那个论坛的关注点是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欧亚大陆之间的关系。

我来这里有几个身份,首先是代表我自己,我是一个政治哲学家,是圣母大学大学的教授,第二个身份,我是一个组织的共同主席,这个组织其实是尼山论坛的一个姊妹组织叫世界公众论坛,主要是从事文明对话,是在2002年成立的,他的总部是在维也纳。我也带来了我们组织的问候,尤其是来自于我们的创始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库宁,他除了是世界公众论坛的主席之外,也是俄罗斯铁路公司的总裁,所以,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身份,他也是在组织俄罗斯的铁轨网络,这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也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个论坛是2002年成立的,他是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总部在维也纳。我鼓励大家访问我们的网站,wpfdcorgen我们一年开一次会议,正常是向希腊、爱尔兰等等美丽的国度会进行文明的对话。我们曾经有好几次非常荣幸地欢迎了很多中国的朋友、中国的代表来到我们的论坛,包括吴建国以及其他的中国的知名人士。

我们两个论坛非常类似,因为我们都努力实现更多的全球普遍的合作以及相互的理解,而且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尼山论坛,非常高兴地看到尼山的论坛也在努力实现我们所希望实现的目的,就是去推动这样文明的对话。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也非常地感谢中国对我的热情款待,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91年,当时也是参加曲阜的一次关于孔子儒学的大会,当时非常地高兴,访问了孔子的遗址孔庙,同时主办方还给了我非常好的机会,去访问了神圣的泰山。自此以后我就对儒学特别感兴趣,总而言之我在这里带来了世界公众论坛对大家的问候,我也邀请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我们会议进行的期间我会有更多的发言,更多地谈全球伦理,我的焦点将会是谈黄金法则,这里再次表达我的感谢,向大家致敬,向大家问候,非常感谢。

[杨慧林]:谢谢达姆尔教授,刚才达姆而教授讲到世界公众论坛跟尼山论坛的主题非常呼应,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下次能赶到更早的班级能有时间进行交流。

现在进入我们的发言,第一位发言的安乐哲教授是不用介绍的,他翻译的《论语》是非常经典之一,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安乐哲教授。

[安乐哲]:我想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此会,这个是非常难做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听了非常好的演讲,这也是我的起点,就是叫完美风暴。我们生活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许嘉璐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有全球危机、全球气候变化、食品危机、人口膨胀、国际恐怖主义、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消费方面的浪费、能源缺乏等等。我们生活在有限制的条件下,这种限制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共同点。第一点,人类是很复杂的。第二点,现在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的疆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球流行的疾病都是致命的。第三点他们是有机的,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所有的问题。第四,我们有人类的文化资源可以去应对这些挑战,所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不仅仅是问题,而是一些困境,这种困境就意味着他并不是解决个问题就可以了,而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必须改变我们自己才能应对这样的挑战。琼斯•卡斯(音)是一个哲学家,他谈到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规定,要下棋,要打牌,有赢的有输的,这是有限游戏。这是一种思维的模式,传统的模式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无限游戏,无限游戏是指两个人是好朋友,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加强我们的联系、关系,以便应对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从优先考虑个体到优先考虑联系性、关系性,所以这也是传统的儒家的一种思想,也就是我们要想进步的话必须要关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两个人之间并不是一个胜者,一个输者,而是两个人要么一起胜,要么一起输。我想说的,我想看一下这个话题,并不认为信仰的问题,还有伦理的问题是不相关的。我们没法说某些人可以保持他的信仰,但同时还有一些普世性的规则。问题在于,他们必须用一些关系性来对待,戴哈诺娃女士今天早晨提到了,如果一个文化不变的话,他就是一个死掉的文化。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种关系性,你的信仰和你的道德原则是相联系的。像许嘉璐教授今天早上提的那样,不仅仅是伦理,而是新伦理,我们需要一种新伦理,这种新伦理正是我们从一个多样性的概念,就是差异性的概念,但是差异性本身没有意义,我们需要从差异性向多样性转变,多样性是一种成就,多样性是说差有了意义,而多样性又是指成为我们自己又对别人有异议,而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就必须要找到一个伦理的基础。

贫困不是说你没有什么东西,而是说你和别人没有分享的东西,这才是贫瘠,唐君毅是我的偶像,在哲学方面我读了很多他的书,他谈到过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一多不分的概念。一多不分的概念,就是独特性和多价值性是不分的,我们要按照这样一个道路走下去,要考虑到道德本身是很简单的,我们思考孔子传统的话,那么他就是关于关系的。

我最近所做的一个研究,就是我想引用一个概念叫做儒学决策伦理学,伦理学分成中文就是伦的伦敦,就是决策的意思。这样一个决策伦理学非常简单,任何东西本身不能发生作用,只有这种联系,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协作。我们走路是因为有地,我们呼吸是因为有空气,我们看见是因为有太阳、光,所以我们作为人类的每个一个行为都是一个互动的行为,都有其他物实的参与。这种关联中你的决策其实是一种规定的关联,在这样一种关联当中,我是一个老师,在这个关联当中我是一个老朋友,在这个特定的关联当中我是一个丈夫等等。这决策其实就是一个思考我们关联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的关联的好的话,我们就会成为本立而倒生的人、成为一个全面的人。这种关联的质量会影响我们做为人的质量。

[杨慧林]:其实我刚才说2分钟的时候,是我真的被他吸引住了,我忘了看表了,当时的时间也到了,我觉得他的话题真的非常好,安乐哲翻译《论语》和一般人翻译《论语》是不一样,他是用哲学重解、重读论语,我觉得和他做思想的对话很有意思。他刚说my wrongder grouse form relishies(音),还讲no atsybest on the by versity(音),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正在想的时候他问我是不是到时间的,我只好说大概已经到了。我下次要严格地把握时间了,真的对不起。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印度的学者阿什•纳拉因•罗伊,我们有请。

[阿什•纳拉因•罗伊]:谢谢,非常感谢。一开始首先我要祝贺尼山论坛,尤其是许嘉璐先生能够开启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项目。我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对话和平台的目的是能够吸引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实现还没有实现的梦想。换句话说,这些是印度一个著名的诗人泰戈尔在192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泰戈尔来到了中国,1924年他来到中国谈到了一个亚洲理念,用东方的精神主义来对抗西方的物质主义。他认为整个亚洲的审美主义、精神主义毫无疑问和尼山的论坛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讲台上我想坦率地说,作为印度在中国并不是很容易,特别是在山东更加不容易,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论坛并不容易。每次我来到中国,我都想起英国作家赫胥黎所说的话,他说旅行就是发现人们对别的国家认识是多么地错误,我们对中国人的认识是非常错误,正如其所言,印度和中国也许是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幸存的文明,多世纪以来他们互相分享不同的理念、宗教、发明和文化,比如佛的智慧从印度源起发展到中国。有关行为,比如儒学的很多行为也影响到印度很多统治者的观点,包括摩尔王朝的统治者。

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想说作为印度人并不容易,是因为当我在谈印度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土地的时候,中国也是这样子,如果我想说印度是有数千年的历史的话,中国也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来自于中国伟大的第7世纪的僧人玄奘,他就是在洛阳出生,每个印度人对中国非常崇拜和敬仰,这是一个现实。作为印度也拥有非常辉煌的过去,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在19世纪末访问印度的时候说印度有2000万个上帝,而且他们都崇拜这些宗教,所以印度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每个人都崇拜很多很多的神,而胡适先生是中国的驻美大使,他说印度不费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征服并战略中国达20个世纪。

可以说2000多年来中印之间的交流,涉及到天文学、数学、哲学、语言、音乐、艺术,宗教不用说了。谈到文化的多元性,对我们而言并不是新鲜的词,很多国家包括文化帝国奥斯曼帝国,古代印度,都涉及到还有很多的多元性。毫无疑问多元性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事实,文化的多元性是可预的,不仅对某些文化、群组是有益的,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正如巴非特一个教授所说的,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一个社会多元深刻,其实他越和谐、统一。印度的文化同样是一个人文的文化,他所反映的是人文的价值。甘地曾经说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印度教人,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犹太人,也是儒教,也是一个穆斯林,我什么都是。更重要的是,甘地反复强调,我不希望我的家里面各种墙包起来,我希望我的窗户是打开的,我希望各个民族的文化都能够进入到我的房间里,我不希望某一个文化能够占据我的心灵,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反映了当地的宗教和文化观。同时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有多种身份,一个单一的身份往往带来狭隘的心灵,所以必须不要掩盖自己多元的身份。就像之前很多发言人所说的,没有某一种文化代表最好的文化或者是完美的,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盲点。文化也没有所谓的纯洁性,文化是不存在纯洁的。有人甚至说我们不要追求文化的纯粹,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文化纯粹的话我们反而会睡不好,我们需要混合、需要多元,所以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海库•帕库特(音)说的。

国家之间如果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和平,信仰之间没有和平也不会有和平,没有对话的话宗教也不会有和平。每个人熟悉文明,都知道他们之间并不是隔离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实际上是可以融合的,各个文化和宗教之间即便他们之间的教条是不统一、不一致的,很多信仰之间是不统一的。毫无疑问他们在伦理上有完全统一的一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的根本是一致的。目前我们很有宗教之间的战争、信仰之间的冲突等等,我们往往很容易对人们之间去建立很多的隔阂,建立很多的隔离。这种隔离或者互相不了解会带来恐惧或是不必要的敌视。我想应该成为我们交流的桥梁,所以我想说我来到这地学了很多东西,也希望更多的学习,我很多问题系没有答案的。所以请让我最后引用孔子的话结束:鸟唱歌不是因为他有答案,鸟唱歌是因为他有歌要唱。

谢谢。

[杨慧林]:非常精彩的演讲,而且文采飞扬,我不知道我们的翻译能不能把他翻成好的中文。阿什•纳拉因•罗伊作为印度科学院的常务院长,他真的是非常遵守时间,谢谢。

下面一位发言人也来自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同时他也是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名誉会长成中英教授,有请。

[成中英]:我来晚了,昨天晚上深夜才到,所以我错过了开幕式。我很高兴参加第三次尼山论坛,我参加过前两次论坛,我觉得我们的便得深刻了。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谈两点,第一个我们如何理解宗教和道德,我们如何去克服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且能够实现人类更高级的使命。

我们没有不同,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话没有人可以实现自己也就是说差别实际上对于人类的实践是至关重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差异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产生冲突,我们必须要认为某一个文化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在任何世间、任何空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存在是独特的,我们不能超越这一点,这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尽我们所能实现共同普世的一种人类共同体,以及人类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伦理。

思想差异、信仰的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克服他,克服偏见,可以克服狭窄的视野和观念,这样我们可以互动。我们的相对独一无二就能更好地去实现,并在统一中实现独特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比如孔子的《论语》谈到和而不同,我想把这个词分开用另外一句话来讲。不同而和这很重要,虽然我们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实现和谐、可以实现共同,我们可以相互理解,他给了我们和谐,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去克服差异带来的问题,每一个宗教都需要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需要对话。宗教、伦理都需要对话,同时我们也需要冥思、反思。在儒学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师教,需要进行沟通,我们自己也需要冥思和反思,我们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是否有一个深刻的含义。这样的话经过这种反思和冥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自己的潜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宗教成为一种信仰,我们就需要深刻地反思。在深刻的反思中我想说,每一个宗教人士都可以说你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因为最终说到底在我们深刻反思中有什么深刻的区别差异呢?即便是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们有不同的宗教观点、宗教教条,经过反思之后他们都试图达到对人类深刻的理解。很多是超越性的,但是通过这种深刻的反思我们可以意识到上帝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伦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扩展伦理的范围,宗教要求深刻地反思,伦理是需要深刻地、广泛地对话,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目标来实现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如何进行沟通。因为不同,但是我们需要进行更加开放的、广义的对话,更开阔的一个对话。怎么样是一个更开阔、深入的认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自己的一种深沉的,是大家可以分享的。当我们了解我们的伦理都是可以彼此沟通的,我们就可以到一个不同而和,和而不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现在讲第二部分,我觉得在中国今天发展,对儒家的深入了解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发展如此地迅速,很多方面都是发展神速,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中国根本性的增长,这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必须要回到伦理的来源,这样我们可以保持开放,这样我们的伦理、道德可以向所有的人开放。我想确认全球化之前的人类和全球化之后的人类,今天我们进入了后全球化时代,什么叫后全球化时代呢?就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共同的利益,因为在全球化之后我们实际上也面临不同的问题,在内心我们知道人们有同样的期望。但由于我们的偏见而不愿意去认可这一点。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共同使命,同时尽可能地利用我们自己,用自己的传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用自己的贡献来实现共同与理想,这就是我们全球化之后的道德和伦理。比如说中国已经意识到中国有非常强劲的道德伦理基础和传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中国实际上遇到了很多人类所遇到的问题。这个伦理的传统,从孔子甚至是孔子之前就开始。比如说,《易经》,《易经》说到世界是变化的,我们要根据这个变化改变我们的世界价值观,我们要去学习、认可、理解别人,从而加强合作,并且给他们提供我们最佳的贡献。

我想中国人进入到这个时代,也就是我们的发展当然很重要,毫无疑问,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发展,也不仅是政治上的发展,文化和哲学上要反思一下的话,换句话说,儒家《论语》有一个新的使命,也就是说孔子的伦理为什么重要不仅是孔子本身,而是我们人类之间的伦理是有关系的,并且这种关系是以非常重要的方式来发展,特别是在孔子的伦理和价值之下。如果你看一下荀子,他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发展,首先你有人类的感觉,你有情感和同情。孟子有了正义、合理、公平,荀子谈论了尊敬,敬天以及相互考虑。

今天我们必须要利用这些基础更进一步地增强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信任,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种文化的使命,那就是创建出共同的伦理。对于所有的人类来说,我们都必须要创建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谢谢。

[杨慧林]:刚才成先生发言的时候我想到,其实他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英文发言稿,放到大家的文件里了,包括刚才印度学者阿什•纳拉因•罗伊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中英文提纲,可以在中文材料的208页,英文版本的第8页找到。

刚才成先生的发言,我觉得和后面特别是儒家和巴哈伊教的对话也有一个有趣的交界点,因为成先生一直在强调不同而和,the harmony vs by versity(音),而巴哈伊教讲的正是讲的是unit vs by versity(音),成先生在那个时候还会有更好的贡献给我们,谢谢您。

最后一位发现就是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的倪培民教授,有请。

[倪培民]:首先谢谢大会组委会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现在我意识到我事实上是处于你们和午餐之间的最后一个发言人,我会简短发言。事实上我第一次参与关于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我参加了罗德世界文明的论坛,在我参加这样一个文明论坛的时候中国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论坛,因为中国是伟大文明的摇篮。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山东省他也是孔子的家乡,那就是尼山,尼山是孔子的出生地。这两点就好象是针灸上的两个穴位,如果把他们融合在一起的话他们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站在这里就好象是能量的教会。回到我们会议的主题,就是不同信仰下的共同伦理。

这个主题基本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我们希望寻求共同的伦理。另一方面我们要促进信仰的多元,如何使这两者并行不悖。我自己对这个话题进行深思的时候,我也进行了一些推理,并且对一些假设进行了挑战。

第一点,我们应当打破这样的一个框架,那就是伦理必须要处于一个共同的体系之下。正像卡兹教授之前所谈到的,在1994年卢旺达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人类的底线,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这种底线在全人类是统一的、普世的。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应当允许更多的多元化的存在。那就caperman(音)曾经说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点,他们谈到像对宗教的信仰,同性恋婚姻,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在我们的社会上都广泛地存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像强奸,还有其他的一些违反社会常规的发生。换句话说,我们有不同的案例,在处理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们应当具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在道德方面的底线就是我们要保护人类的生存。各种各样杰出的观点能够促成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美好,当然我们不是说只能限制于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可以拥有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点,一元化和多元论之间的这种关系。通常人们认为我们要么是实现完全的统一,要么就是实现多元化或者说多极化,有些人也可以叫他单一化和全面化。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抽象的理论,总的来说希望能够普遍地促进人类的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我们经常会做一个比喻,就像土壤里的种子,种子到底能够长成什么样的一棵植物,当然也取决于他周围土壤的状况和周边的环境。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成中英教授谈到的,就像一个生物学当中的一个概念,在这里我们应当把这些概念进一步地具体化。

第三点也就是意识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应当对他们进行孰优孰劣这种分化,这种相对论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坏处,我们必须要拥抱这样多元化的存在,这样一个体系可能在某个方面比另外一个体系要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处于劣势的。事实上每一种体制都有自己的好处,比如说儒家文化帮助我们更好地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也是非常珍贵的,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之下可以促进人的个人主义还有独立性。我们知道还有一些理论是非常注重法制和规则,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但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完全排斥或者是相互否定的。

还有一点也是我想要质疑的,那就是伦理必须存在于理论的体系之中,伦理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作为一种能力、鉴别的能力,就像功夫一样,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汇。

道德会需要一些理论方面的指引,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人们可以过上一种非常完美的道德生活,但是却不会把他基于一种理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教孩子伦理的时候不需要教他们理论,而是用道德的榜样来激励他们。所以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种关于共同伦理框架的时候不意味我们要建立一套让所有人达成一致的理论,而是说要有一些具体行为。

最后,我还要挑战一种想法,如果要想做得更好,我就要把你变得更糟糕,就像安乐哲先生刚才讲过了,如果我们不能共同赢的话,就会共同失败。所以为了成功,我必须要牺牲别人,或者说要别人成功就得牺牲自己,这是错误的想法,而我们个人的利益真是在于让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好。

回到我们的主题,我要能够坚持我的信仰,不需要拒绝别人的信仰,或者否定别人的信仰。我们能不能够有一种方式让我们自己开放心胸,能够让我们有一种在一起的感觉,能够让我们向别的信仰学习,而且能够使我的信仰变得更加丰富,谢谢。

[杨慧林]:谢谢倪教授,非常严格地遵守了时间,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有意思,就是富有挑战性的题目,后面我们怎么能获得一个common office(音),我想今天从许嘉璐先生讲我们在得到话题讨论的时候,并不是说一种价值要强加给其他的群体,这是不可能有的。刚才所有的这些学者,我觉得都在不同的学者对许先生这样一个问题做了回应。

刚才倪先生重新讨论到the universe for ality(音)到底怎么才能成立,还有刚才成先生的话题是全球化的伦理,怎么才能跟全球化的伦理,怎么才能够成立。还有安乐哲刚才提到的都是by versity(音),就是relishes(音)就是从这些概念里面讨论,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最后我想印度学者刚才真的是富有诗意的描述,非常喜欢他的说法就是the vemin(音) have no answer to many questiones。尽管如此,应其名义,寻其有生仍然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开辟了一个我们继续讨论的巨大空间,我特别感谢各位。我们把时间又赶回来差不多了,谢谢刚才的各位学者。

最后大会组委会给我了一张纸条,让我宣布一件事,我们下午的日程做了一点修改。有两个项目推迟了一个小时,一个项目就是所有的六个圆桌会议都是从200推迟到300,还有一个项目是叫做国际合作会议,是成见大师主持的一场,因为涉及的人特别多,我特别提醒大家,也是从200推迟到300,其他的博士生论坛还有明湖高端对话,还有山东大学组织的院部的讲座都照常。最后我再说一句,刚才讨论的这些话题,我觉得留下了一个下午的入口,就是下午我自己负责的那组两位美国的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出来讨论,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Mark CTaylor,今天下午有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可以讲得很清楚。还有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William A Schweiker,他是做神学伦理学的,他的话题就是讨论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伦理话,是什么使伦理能变得全球化,这个是对上午的话题一个继续,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听我们的演讲。谢谢。

 本文根据论坛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