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宗良主讲蒲松龄与西铺毕氏
编辑:     发布时间: 2015-12-30

12月25日晚七点半,文学生活馆第51期经典讲座在山东大学知新楼准时开讲。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的邹宗良教授与大家分享《聊斋志异》创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讲座开始前,共有274人参与网络报名,262人填写了关于蒲松龄的调查问卷。问卷显示,七成的受访者通过书籍和课堂了解《聊斋志异》。而完整读过《聊斋志异》的受访者仅有11.83%,另有76.34%的受访者表示读过一部分。

《聊斋志异》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被译成二十多种译本在其他国家发行,其中故事被屡次搬上电视电影屏幕,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但是在《聊斋志异》的创作背后,不仅有作者蒲松龄的努力,更与蒲松龄教书的馆东(东家)西铺毕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馆东的帮助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聊斋志异》。

这里所说的西铺毕氏是明清之际淄川县的名门望族。其中毕自严曾在明末时官拜户部尚书,被明崇祯帝赐“四世一品”牌坊。正因此,毕家在当地不仅威望高且为书香门第,很受人尊重。康熙十八年,四十岁的蒲松龄来到西铺毕氏当西席先生(家庭教师),开启了其《聊斋志异》创作的黄金时期。

在此之前,蒲松龄的境遇并不是很好。20岁那年,蒲松龄考中了秀才,但这之后多年乡试屡考不中,加上家中经济拮据,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作进展缓慢,十多年时间只写了一册。

后来,当蒲松龄进入毕家教书时,其馆东为毕自严之子毕际有。为了更好地服务馆东,蒲松龄一度决定要将《聊斋志异》的创作暂停。但令蒲松龄感到意外的是,毕际有不仅不反对蒲松龄的创作,而且非常支持,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来。例如《鸲鹆》等作品篇末就以毕际有之名标注为故事作者。

不仅如此,毕际有夫人、儿子甚至毕家亲友、佣人也都为蒲松龄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便利。例如《狐梦》、《祝翁》等故事即由毕家亲友、佣人提供的素材。

有了毕家的大力支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作进入了黄金时期。到康熙三十六年,蒲松龄在毕家执教十八年后,《聊斋志异》已经完成了另外十四册的创作。但是在这之后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七十六岁的蒲松龄去世,他仅写出了一册的《聊斋志异》故事。至此,《聊斋志异》的初稿共计十六册。值得注意的是,在蒲松龄的暮年,他曾经亲自修订过《聊斋志异》,将十六册修订为八册。后来由于部分散逸,如今存世的《聊斋志异》手稿仅为四册。

为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作速度会出现两个极端?对此,邹宗良教授表示,康熙十八年之前的蒲松龄由于科举考试及经济拮据等原因,不能将精力完全放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上。而到了晚年时,蒲松龄的创作兴趣发生了转变,集中创作了不少的俚曲,例如《俊夜叉》《蓬莱宴》等。此外,这一时期的蒲松龄还创作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杂著。
由此可见,西铺毕氏不仅从精神和故事素材上为蒲松龄的创作带来了便利,且由于毕氏大户人家的身份,为蒲松龄的生活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从这点来说,没有西铺毕氏就不会诞生如此丰富、深刻的《聊斋志异》。

讲座结束之后,现场观众与邹宗良教授进行了交流互动。有观众提问,相比较与《搜神记》作者干宝对其所记录的鬼怪故事的深信不疑,蒲松龄是如何看待自己创作、记录的鬼狐故事的呢?邹教授表示,蒲松龄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所记录的怪诞故事,而是用鬼怪描摹人性、反映社会现实。这赋予了《聊斋志异》深刻的思想,也成就了脍炙人口的传世经典。

本次讲座在文学生活馆QQ群同步直播,山东电视台《说闻解字》栏目组参与现场录制。